Page 33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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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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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泰勒与中国

       2015 年,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给哈贝马斯和
   查尔斯·泰勒。他们以著述之广博、创造力之持久以及公共关心之恳
   切,为当今学人之杰。但是,有学者指出,与哈贝马斯相比,中国(大陆)
   学术界对泰勒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够系统(韩升, 2012犫 )。参考这位学
   者的回顾,对泰勒的研究,除翻译外,在反响和深度上较为突出的仍然
   是 2000 年前后的几篇文章(或导论),如汪晖( 1998 )、刘小枫( 1998 )、应
   奇( 1999 , 2000 , 2002 )和吴冠军( 2002 )。
       2000 年前后的中国处于喜忧参半的境况。一方面,申奥成功和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 犠犜犗 )使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既有改革成绩,并借助
   加入全球化市场来带动下一步国内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贫富分化有加
   剧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分化和重组的倾向,各种
   思潮之间的对立日益鲜明。
       上述几篇关于泰勒的文章正是出现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中。它们关
   注泰勒的政治哲学,后者的主要贡献是拓展了自由主义。这几篇文章
   出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汉译版(哈贝马斯, 1999 )问世前后,该
   书问世之后中国出现一股“哈贝马斯热”。领先或者置身于这股热潮之
   中,这几篇文章都比较了泰勒和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文版早中文版十年问世,并在西方学
   界复兴的市民社会讨论中成为经典。这场讨论一方面受(前)社会主义
   国家市场转型的刺激,另一方面牵涉到着眼更长的历史来解决西方当
   代问题的动机。哈贝马斯和泰勒兼顾上述两个方面,且二人的研究重
   心均在后一方面。这使那些想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简明方案的读者感
   到失望。《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于经济
   自由主义的巅峰时期即 19 世纪中期开始瓦解。哈贝马斯对那种模式
   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并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寻求新型模式。他认同
   在彼时讨论中被广为承认的观点,即当代市民社会的中心已从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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