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

“朝根每个月给宝琴 ３０００ 块钱生活费，实际上她每个月
也许只需要 ２０００ 块钱生活费，有的时候会多点或者少点，剩
下的钱，朝根自然会认为她会存起来，不会跟她刨根问底，她
花掉就花，花不掉就存起来，不可能拿去别人的。”（八姐）
“若是自己每个月 ５００ 元钱额外的花销，如果没有用完，
可以把剩下的存起来，这就没什么大问题。以后在外面看见
想买的东西，或朋友偶尔问自己借个几百元，自己不用通过老
婆就能拿出钱来。”（生全）
相比之下，村民海珍的婆婆通过克扣孙子的生活费，藏私房钱来赌
钱，引起了婆媳间的怨怼。这笔钱不是婆婆从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下
来的，更不是她白白获得的钱，因此在海珍以及其他村民看来，这是自
私的。
需要一提的是，未婚子女从事副业的收入乃至工作收入，很多时候
可以由自己管理，尤其当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在同居共财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未婚子女更可能被允许拥有一些个人
可以支配的财产。这种情况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杨懋春的《一个
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都有提及（费孝通， ２００７ ： ５７ ；杨懋春， ２００１ ： ７９－
８０ ）。前面提到的被访者远春，她就是将自己在上海打工的收入自己保
管，结婚后这笔钱被丈夫发现，最后用在了自己的小家庭。
“现在有姑娘在外面累钱，存着钱不上交，不就是私房钱
么？不交，就是私房钱。一年能存些钱，家里不要她的。一点
点地存一些，结婚后，小两口的钱合并到一块不就行了么？”
（献秋妻子）
就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上述现象背后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
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成年男性控制着家庭财产，在此情况下，私房钱
给女性和未婚子女提供了一点过个人生活、满足个体需要的空间，起到
“体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未婚子女没有大规模地在家庭之外正式获
得工作和劳动报酬之前，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成年男性作为家庭顶
梁柱的家庭收入模式来说，女性和未婚子女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收入可
能被认为是临时的、不稳定的、补充性的，并不会对男性的家庭权威以
及家庭的经济安全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但对于当前的宽源以及中国农村而言，家庭成员可以保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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