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看待私房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其实，私房钱的道德性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家庭资源的分配
和消费，涉及个体需求与家庭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私房
钱的道德性放到中国社会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脉络中去讨论。
通常，学界在讨论收入、消费和资源分配等议题时，作为整体的户
（ 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 ）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并且对户的基本假设是户

内的收入和资源被集中起来，由户内成员共同使用（艾利思， ２００６ ： １５－
１６ ）。具体到农村社会的经济生活，农户是一个主流的分析单位（恰亚
诺夫， １９９６ ；马若孟， ２０１３ ；阎云翔， ２０００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农户
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中，个体是缺席的，个体的欲望、喜好、利益以及
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通常模糊不清。即使是以农民／小农（ 犲犪狊犪狀狋 ）这
狆
种个体化单位为分析对象，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将个体看作家庭利益的
维护者，为了家庭的生存保障、福利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地主）以及政
府进行合作，抑或反抗它们的剥削（斯科特， ２０１３ ）。对于农民而言，无
论是斯科特（ ２０１３ ）的“道义小农”，还是舒尔茨（ ２００６ ）的“理性小农”，其
目标都是满足家庭的需求和生计。
这种将农民个体视为家庭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忽视其自身需
求满足的研究取向暗含着一个基本预设———家庭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利
益共同体，个体为家庭利益甘愿压抑自己的欲望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
，
即葛学博（ 犓狌犾 狆１９２５ ）所说的“家族主义”（ 犳犪犿犻犾犻狊犿 ）。贝克尔（ 犅犪犽犲狉 ，
１９７９ ： ２６ ）对中国社会里个人与家庭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看法就是个人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家庭。具体到中国传统家庭的经济生活方式，
研究者们更是用“合作社模式”（ 狋犺犲犮狅狉 狆 狅狉犪狋犲犿狅犱犲犾 ）来加以描述和解
释（ 犅犪犽犲狉 ， １９７９ ； 犆狅犺犲狀 ，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６ ；费孝通， ２００７ ； 犌犪犾犾犻狀 ， １９６０ ）。
事实上，家庭内部的经济生活并不像“合作社模式”描述的那样总
是和谐一致，其背后往往纷争不断，有着自身欲望和利益的家庭成员会
使用各种策略来竞争家庭资源和财产。格林哈尔希（ 犌狉犲犲犺犪犾 犵 犺 ， １９９４ ）
就指出，家庭内的互助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代
际不平等的压制结果。当然，在父权制家庭中，作为个体的妇女也不全
然是消 极 服 从，而 是 会 积 极 维 护 自 身 的 利 益。例 如，沃 尔 夫 （ 犠狅犾犳 ，
１９７２ ）基 于 在 台 湾 地 区 的 田 野 调 查，提 出 了 “子 宫 家 庭 ”（ 狌狋犲狉犻狀犲
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的概念，即在父权制家庭中，妇女通过生育子女，产生一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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