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17年第4期

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

二、为什么大学教育会缩小不平等？

虽然教育获得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关
键性作用（ 犅犾犪狌犪狀犱犇狌狀犮犪狀 ， １９６７ ），但如果将整个教育过程看做一系列
从低到高的阶段过渡的话（ 犕犪狉犲 ，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１ ），我们会发现，家庭背景
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大降低，甚至消失了
（ 犎狅狌狋 ，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也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
和平等性的重要推动力。霍特（ 犎狅狌狋 ， １９８８ ： １３９１ ）甚至直言：“对于如何
克服不利的家庭出身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就是：大学文凭”。然而，与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相符合的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一现象的因果解释
缺少关注 （ 犜狅狉犮犺犲 ， ２０１１ ）。
目前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给出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选
择性”解释。唐启明和山口和夫（ 犜狉犲犻犿犪狀犪狀犱犢犪犿犪 犵 狌犮犺犻 ， １９９３ ）在“梅
尔模型”（ 犕犪狉犲犕狅犱犲犾 ）的基础上提出，在每一个教育过渡阶段，选拔上
来的低社会出身的人都要比高社会出身的人在（不可测量的）能力方面
更为优秀，并且，越到高级的教育阶段，这一选择性就越强。因此，在大
学生群体中，实际上既包括家庭出身差但能力特别强的人，也包括家庭
出身好但能力并不那么出众的人，这一内部异质性最终抵消了家庭背
景的影响。然而，这一解释在实践检验中遭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按
照这一逻辑，当教育扩张后，高等教育对人群的选择性降低，越来越多
能力不那么强的低社会出身的人也能上大学，那么家庭背景的作用应
该重新显著，但在对 １３ 个国家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这一假设并不成
立（ 犛犺犪狏犻狋犪狀犱犅犾狅狊狊犳犲犾犱 ， １９９３ ）。第二，如果选择性随着教育阶段递增
的话，那么在本科以上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应该要更
小，但事实证明，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反而更大了（ 犜狅狉犮犺犲 ， ２０１１ ）。
二是“符号效应”（或“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解释。由于劳动力市
场的内部分割，首要劳动力市场（ 狉犻犿犪狉 狔 狊犲犮狋狅狉 ）的平均报酬要显著高于
狆
次级劳动力市场（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 狔 狊犲犮狋狅狉 ）（ 犘犻狅狉犲 ， １９８３ ）。并且就选拔机制而言，
首要劳动力市场主要面向那些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任人唯才”而不是
“任人唯亲”；相对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要求并不
高，因此，社会网络（或者说家庭背景）的作用要更为显著。所以，只要大
学毕业生具有大学文凭这个明显的人力资本符号，他们的雇主就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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