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４

，
（ 犠犪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利用三轮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犆犎犐犘 ）数据发现，
对于一个随机选择的个人而言，就读四年制大学的累计回报率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２４．４％ 增长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２％ ，到 ２００２ 年甚至达到 １６５．１％ 。更
重要的是，大学教育还扮演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均衡器（ 犲 狇 狌犪犾犻狕犲狉 ）的作
用。经典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在大学教育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
相关性大大降低，甚至是完全消失了（ 犎狅狌狋 ，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这意味着，对
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家庭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大学教育有力地
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平等。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寒门学子来说，确实是
“大学改变命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是社会流动与分层领域最为重要的研
究命题之一，大学教育能够削弱乃至消除弱势地位的代际传递的结论
也一直被不断 验 证，但 我 们 对 其 中 的 机 制 的 研 究 并 不 充 分 （ 犜狅狉犮犺犲 ，
２０１１ ）。或者说，我们虽然知道读大学有用，却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用。
对于这一问题，为数不多的文献给出两个答案。一是因为大学的录取
具有高度选择性，只有那些在可观测到和不可观测到的各方面能力、条
件都很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拔成为大学生（无论他们家庭出身如何），
因此，这群人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并不奇怪（ 犎犲犮犽犿犪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４ ；
犜狉犲犻犿犪狀犪狀犱犢犪犿犪 犵 狌犮犺犻 ， １９９３ ）；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在
大学毕业生所对应的首要劳动力市场中，“任人唯才”的选择机制占据
主导地位，因而大学的“符号效应”要强于社会网络的影响 （ 犅狉犲犲狀犪狀犱
犑狅狀狊狊狅狀 ， ２００７ ； 犜狅狉犮犺犲 ， ２０１１ ）。然而，我们注意到，大学教育本身对大
学生人力资本的提高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如果大学的效应完
全来源于“选择效应”和“符号效应”的话，那么，“读大学”本身并不能缩
小低社会出身和高社会出身的人之间的实质差异，也就说不上什么“大
学改变命运”了。
本文试图在以往对大学效应解释的基础上补充非常重要但又往往
被忽略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大学的作用还来自四年教育本身对学生人
力资本，特别是非认知能力方面的提高，从而帮助他们应对进入劳动力
市场后的各种挑战。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从中受益尤其大，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上大学会削弱家庭背景对职业获得和经济收入的影响。本文
利用一个对大学生群体为期五年的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以及个人增长
曲线模型，揭示了这一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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