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此外，围绕着革命政党是如何完成底层动员的这一基本问题意识，
部分史学研究者开始深入到地方史中寻找革命的“地方过程”。王奇生
和日本学者阿南友亮都曾经对广东农民运动做出过具体的考察。前者
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共产党的发展，指出宗族等地域性要素在早
期共产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王奇生， ２００２ ）；后者同样以地域
社会的基本分化机制为视角，突出强调了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包括宗族
等在内的诸多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与限制性因素（阿南友亮， ２０１３ ）。
中共早期农民运动中出现出的“斗争性动员”固然是政策执行中出
现的偏差与过火，但这除了同当时在政策层面有关“地主”“富农”等的
定义由于尚 未 出 台 明 确 的 “量 化 阶 级 成 分”而 具 有 极 大 的 模 糊 性 有
关， ４ 更和整个广东、湖南地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镶嵌在一起。上述
研究或以史料考辨为基础，或以地域社会为视角，或描述其历史进程，
或展现其具体机制，但在问题意识上并没有将“查阶级”作为一个政治
传统进行具体考察
相较于上述研究传统，围绕着革命的动员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的
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其中，郭于华、孙立平等人开创的口述史研
究传统将革命中的“动员”作为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
制加以考 察，包 括 郭 于 华、孙 立 平 （ ２００５ ）、方 慧 容 （ ２００１ ）和 李 放 春
（ ２０１０ ）在内的诸多学者，围绕着土改中的“诉苦”这一权力技术，分别从
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但是，这一强调权力技术运作逻辑及其历史效
果的研究传统并未对“闹革命”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的历史发生学问题进
行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应星（ ２０１５ ）从组织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角
度对中共早期党组织的研究对本文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他以北伐前
的江西党组织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地缘环境、
组织资源以及不同精神气质的革命行动者的考察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微
观梳理，呈现了革命政党早期组织网络的生成过程及不同组织形态背
后的“行动者”要素。
综上，本文将以彭湃为代表的、深入基层社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早期
农运干部为核心考察对象，通过对其教育背景、组织资源、思想倾向的

４．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革命”时期，“阶级”特别是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分析尚缺少以量化标
准为基础的详细讨论，同时，当时所有的讨论也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真正在土地革命中加
以贯彻执行（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４ ）。

· １ ８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