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17年第3期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素为基础的具体的阶级划分标准， ２ 但革命实践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偏离与过火行为。韩丁（ １９８０ ： ３１６－３１７ ）就曾指出，农民“往往只注
意到个人的性格脾气、世仇夙愿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
分阶级成分的真正标准”。
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查阶级”这
一政治传统，本身蕴含着“客观经济标准”与“主观情绪动员”这两个历
史面相：一方面，是“查阶级”中的“客观”经济与物质面相，其内容主要
是家户的经济状况与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查阶级”中蕴含的“情绪
性与道德性”意涵———在充满着鼓动与宣传意味的群众大会上，客观的
阶级标准只是群众最终判定阶级成分的众多因素之一。 ３ “查阶级”这
一政治传统，既包括依靠群众大会、仪式性动员、暴力斗争等强调鼓动
与斗争的动员方式，也包括了按照生产因素与经济标准进行阶级分析
这一“算阶级”的工作环节。这两个看似相悖的工作程序在历史场景中
同时并存。本文无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去讨论这样一种强调情绪动员
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的动员方式的“左”与“右”问题，而只是尝试集
中对“闹革命”这一政治传统进行考察。
作为共产党革命实践重要组织动员方式之一的“闹革命”之所以重
要，在于对这一组织方式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革命政党与当时的社会
状态之间关系的理解。简单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
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自身的革命理念贯彻到革命实践中，
而其中一个重 要 的 “变 量”就 是 卢 卡 奇 提 出 的 “阶 级 意 识”。卢 卡 奇
（ １９９２ ）认为，在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中，阶级意识是非常重
要的环节。正是伴随着阶级意识的形成，原本处于相同生产结构中的

（接上页）共产党政权在乡村进行的同样内容的革命实践，一般被称为“土地改革”。本文延续
了这样的用法。但就本文而言，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土地改革”，文章都更为关注共产党
政权在其中的具体动员方式，即“闹革命”的组织动员技术。
２． 关于土地革命中量化阶级标准的产生与实践，笔者曾专门撰文进行讨论（可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６ ），在此不再赘述。
３． 为了纠正“左”的倾向，中央曾经专门发出过《中共中央工委关于纠正划分阶级上“左”倾错
误的指示》（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其中明确指出，“将政治态度和思想列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错误
的（参见《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 １９８８ ： ３２０ ）。
尽管发出了这样的纠偏指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就完全依据“客观”的经
济标准进行划分，无论是韩丁还是柯鲁克，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明确提到了“查阶级”中的
道德与情绪性划分这一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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