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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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7 · 3

   类。 3 本文采用调查数据所能 探究 的也只 是“同型 婚姻”而 非 “同型 婚
   配”。很多研究者在建立理论框架时混淆二者,忽视了研究的局限,难
   免做出过强或者有误导性的结论。本文开篇首先廓清概念,就是要避
   免这一弊病。
       第二,看似具有普适性的讨论实际上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
   我们不应忽视欧美社会关于“同型婚配”与“同型婚姻”的研究其具体的
   社会语境。 19 世纪末“同型婚配”进入现代学术话语之初,以生物学家
   研究夫妻体征的统计数据为主,例如观察夫妻是否在身高、臂长等方面
   相匹配( 犘犲犪狉狊狅狀犪狀犱犔犲犲 , 1902 )。这类研究在生物学领域延续至今,演
   变为对夫妻基因表现同型程度的研究。 4                20 世纪初,社会学家开始使用

   “同型婚配”和“同型婚姻”的概念来探讨人们的婚姻在社会、经济和文
   化等维度上的结合模式,例如不同宗教信仰、族裔或种族的人们的通婚
   程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者则关心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同型婚姻,考
   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何以解释“同型婚配”“异型婚配”等不同婚配模式的成因呢?贝克
   尔( 犅犲犮犽犲狉 , 1974 , 1981 )认为择偶的目的是增加婚姻的回报,因此某一
   维度上的相似属性如果互补的话,夫妻会在这一维度上采取同型婚配;
   如果是 替 代 品 的 话,夫 妻 会 在 这 一 维 度 上 采 取 异 型 婚 配。 5 默 顿
   ( 犕犲狉狋狅狀 , 1941 )的交换理论为异型婚配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夫妻的结
   合是双方不相等的社会与经济身份的交换。 6


   3. 例如,对数线性模型得到的参数无法用于估计个体的择偶偏好( 犔狅 犵 犪狀 , 1996 )。一些采用
   其他类型的数据和研究设计的研究表明,在欧美社会,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匹配”,但也不能一
   概而论( 犉犻狊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2006 ; 犎犻狋狊犮犺 , 犲狋犪犾. , 2010 )。
   4. 这类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优生学的意味,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对其阐释必须
   非常谨慎,社会学研究同样如此。
   5. 贝克尔的用语 与 皮 尔 逊 不 同,容 易 造 成 误 导。贝 克 尔 把 皮 尔 逊 的 同 型 婚 配 ( 犪狊狊狅狉狋犪狋犻狏犲
   犿犪狋犻狀 犵 )称 作 狆 狅狊犻狋犻狏犲犪狊狊狅狉狋犪狋犻狏犲 犿犪狋犻狀 犵 ,而 异 型 婚 配 ( 犱犻狊犪狊狊狅狉狋犪狋犻狏犲 犿犪狋犻狀 犵 )称 作 狀犲 犵 犪狋犻狏犲
   犪狊狊狅狉狋犪狋犻狏犲犿犪狋犻狀 犵 。有些欧美学者把后者也归入 犪狊狊狅狉狋犪狋犻狏犲犿犪狋犻狀 犵 ,实在含糊不清。
   6. 实际上默顿与贝克尔对异型婚配的解释非常不同,后者可以只发生在一个维度上,前者则
   描述多个维度不能兼得情况下的妥协。换句话说,交换理论下人们观察到的发生异型婚配的
   维度单独来看还是会受到夫妻无条件的青睐,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身份的男子如
   果有可能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能选择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身份的女子,只是在婚配市场
   中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交换理论说明的其实并非同型婚配或者异型
   婚配的机制,而是同型婚配受制于现实条件而得到的异型婚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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