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风险平衡机制失灵，陷入统治危机。
（一）国家基础权力与威权政体的存续
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斯莱特和芬纳（ 犛犾犪狋犲狉犪狀犱犉犲狀狀犲狉 ，
２０１１ ）的观点。不同于其他探讨威权政体存续的文献关注制度设计的影
响（如政党、议会、选举等），斯莱特和芬纳承续曼恩（ 犕犻犮犺犲犾犕犪狀狀 ）的理论
认为，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才是支持威权政权存续的重要支柱，而国家
基础权力又源自四种基础机制：资金充裕的武装部队、汲取税收的能力、
注册公民（ 狉犲 犵 犻狊狋犲狉犻狀 犵 犮犻狋犻狕犲狀狊 ）和稳定的公共服务。当这四种基础机制强
时，才能有效地落实统治者的政策，支撑政权存续。
中华帝国政治吸纳策略的“多米诺效应”恰恰削弱了这四种基础权
力。首先，全国特权阶级的形成加剧土地兼并导致逃户日甚，流民日
多，使得国家管理注册公民的能力下降，限制了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和
预防民变的能力。其次，随着土地兼并、户籍流失和免税特权阶级的膨
胀，国家汲取直接税收的能力下降，不得不转向商业税、卖官、商人报效
等收入。再次，大量税收被支付给庞大的政治联盟成员，致使国家没有
余力稳定的提供公共服务。最后，“均田制”的崩毁也连带使得“屯田
制”崩毁，这使军队不再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只能倚赖“募兵制”，由地方
自筹军费。简言之，帝国政权风险调节机制的失灵及政权的衰亡，肇因
于帝国统治者原用来防治政变的政治吸纳策略削弱了国家基础权力，
使得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执行统治者的决策，甚至政权的基本运转。
米基和皮尔森（ 犕犻犮犽犲 狔犪狀犱犘犻犲狉狊狅狀 ， ２００４ ： ７ ）指出，关注持续性能
帮助学者们更清晰地识别自变量影响结果的机制。所以，一个值得继
续探究的问题是，为何同样采用削弱国家基础权力的政治吸纳策略，有
些朝代能维持得更久，出现两到三个治乱循环，有些朝代却在一个治乱
循环之后便灭亡？
除了探究持续性，对关键节点进行反事实推理也是用来检验因果机
制的重要方法。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观点有需要进一步以反事实推理检
证：假设开朝之初统治者弃权力分享而采政治吸纳防治政变风险是在未
来造成国家基础权力弱化，终而失去政权的起始原因，那么，一个反事实
的提问是，如果开朝之初，统治者选择以权力分享防治政变，我们是否会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帝国发展路径呢？国家基础权力是否会更强？风险调
节平衡机制的效用是否会更好？政权的持续性是否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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