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17年第3期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３０ 顷，牙将前吏毋过 １５ 顷，但因为盘根错节之势已成，改革之令形同
具文（叶振鹏， １９９９ ： ４２７ ）。元朝仁宗力图中兴，也曾下令清查田亩，史
称“延佑经理”，但在执行过程中官官相护，将亩数转嫁给平民，结果引
起民变，改革以失败告终。明建国之初，朱元璋下令丈田也受到阻挠，
遂遣新招募的国子生协助进行，完成“鱼鳞图册”编制。但到了明代后
期，再度陷入土地兼并及统治者无力制衡的循环。虽有税制改革，也仅
是权宜之计，只着眼于当下税入的增收，并未涉及基础的土地制度改
革，所以不久便又陷入同样的困境。

四、理论对话及更多问题

最后，在进行理论对话并提出更多问题前，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再次
回顾本文的主要论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维系政权，必须在政变
风险、民变风险和外患风险三者之间求得平衡。最佳策略是三者兼顾，
但受财政限制，在现实中，统治者只能择二治理，是为风险治理的“不可
能三角”。在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中，按排列组合，风险治理模式
可以有三种，这三种中又以“治理模式 Ⅰ ”（政变 ＋ 民变）更有助于政权
稳定，史称“治世”，统治者皆采用“治理模式 Ⅰ ”。一旦外患风险上升
（无论是扩张性军事行动或防御性战争），打破财政支出的平衡，统治者
只能担负民变风险，以提高税赋支应军事支出，此为“治理模式 Ⅱ ”，通
常这样的治理模式无法维持太久，很快增长的军事支出和税赋便超出
民众所能负担，引发民变，是谓“乱世”。为避免民变持续扩大危及政
权，统治者遂选择止兵息战，轻徭薄赋，再度回到“治理模式 Ⅰ ”，称为
“中兴”。
然而，风险平衡的调节机制并非每次都能有效。从历史周期看来，
越到朝代晚期越难奏效，偶有中兴，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久安。于
是，下一个问题是，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
个时间点上却失灵。
本文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过程追踪分析发现，风险平衡机制之所以
越到晚期越难有效，是因为开朝初期统治者以防治政变风险为首要，并
在防治政变风险时偏好采取成本高昂的政治吸纳策略。然而，这些开朝
初期采取的吸纳策略在未来不但反向推升了政变风险，甚至还在经过一
连串的反应序列后，侵蚀了统治者用来防治其他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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