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17年第2期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

中央不是铁板一块的，中央内部不同群体、系统、派系的分歧和争论，会
影响到中共不同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会影响党内不同派系势力的
升降，也进而会影响到不同派系特派员的调派和工作效果。

四、特派员制度与安源工运的兴衰关联
对于被视为中共早期重要工运基地的安源工人运动而言，从地方
领袖毛泽东的考察，到特派员李立三的开创，再到特派员刘少奇和教员
陆沉的维系，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其最终的结局是惨遭镇
压。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凌晨，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联合赣西镇守
使李鸿程军队与煤矿军警，突然袭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部，制造了
震惊全国的安源“九月”惨案。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工人消费合作社和
工人学校被洗劫一空，一万多名工人被解雇，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惨
遭杀害，损失极为惨重（刘善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１９９３ ： ２５９ ）。
针对这次惨案，中共湖南区委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４ 日专门通过了《关于安
地事件的决议》，严肃批评俱乐部在主观方面组织领导涣散、公开工作
完全暴露势力、只重和平的工人教育和经济改良这三个问题（中共萍乡
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 １９９１ ： ５４２ ）。
就组织领导涣散这一点而言，中共湖南区委在批评俱乐部的文件
中指出：“一直到事变发生之日，安地并无具体的准备，事变发生时，负
责任的人又一跑了事，以致毫无抵抗的全盘溃散。安地负责同志对此
实犯了异常严重的错误。”（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
编， １９９１ ： ５４２ ）然而，结合本文的分析来看，俱乐部内组织涣散的问题，
并非是惨案发生之前才形成的，也并非完全是刚任总主任的陆沉的个
人问题，甚至也不是仅在安源工运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和中共早期领导
工人运动的工作方式，尤其和特派员制度有很大关系。特派员李立三
凭借自己的地方资源，既能争取到工人学校和俱乐部公开建立的合法
资格，还能赢得工头、帮会的支持，最终领导发动了安源工人大罢工。
罢工胜利后，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时期，还能统和俱乐部内部工头、
帮会和外来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待他离开安源后，后续的接任者刘少
奇、陆沉二人，都无法接续其与矿局、工头、帮会的地方资源，俱乐部内
部的各种势力也逐步分化，也就无法维系俱乐部的统合。这就为俱乐
部被残酷镇压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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