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7年第2期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

国焘被派往安源。在“二七”惨案后，中共工作重心在三大转向国民运
动，工运系统的干部势力也大为下降，而刘少奇接替李立三主政安源两
年时间里，既无地方资源，又受工运系统失势的影响而无法调动到更重
要的工作岗位上，因此陷入内外交织的困境之中。正是依靠特派员李
立三的地方资源，安源工运才得以发动，但也因继任者刘少奇无法接续
李立三的地方资源，安源工运又逐渐衰落。
再次，采用特派员制度来组织各地工人运动，中共的统一领导与特
派员的个人资源形成极大的张力。本文研究指出，早期安源工运和其
它地方的工人运动正是借助特派员的个人资源才有效开展，但也给中
共稳定、持续化地领导各地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拥有地
方资源的特派员长期在当地工作，就容易出现地方主义的危险，而若此
特派员离开当地，该处工作就无法持续开展，很有可能遭受极大的破
坏。中共后来也试图强化集中领导，逐步建立一套层级分明、职权清晰
的科层化组织秩序，以保障党对各项工作统一有效的领导。然而，中共
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很长时期里都面临着组织纪律有效性和个人自主
性之间的张力（应星、李夏， ２０１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对中共早
期特派员制度的实践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注意到中共领导工人运动
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并没详细分析安源第四代
工运领袖陆沉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的工作效果，仅在文中简要地提到了
恽代英的革命理念，但这对我们理解特派员制度却非常重要。陆沉既
不同于李立三、刘少奇这样典型的职业革命家的特派员，也不同于毛泽
东这样的地方革命领袖，而更多是一种基于师生关系而受恽代英领导
的具有教员身份的工运干部。尽管实际的工人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尽
管中共湖南党组织也批评安源工人运动忽视政治斗争，但我们并不能
以实践中的成败来简单否定这种理念，也并不能用“和平道路”的标签
来批评这些做法。因为将事件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虑，这些不同青年
人对革命的道路和未来理想的图景是有不同的期许和想法的。恽代英
认为稳定而彻底的革命，应依靠长久的建设，应依靠广大群众的坚实基
础，而非仅靠一人或少数人之力就能完成。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思考依
靠少数的、秘密的职业家革命家领导发动的暴力革命方式和依靠广大
群众进行缓和、长期的建设道路之间的复杂关系。

· ２ １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