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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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可见，中共早期以特派员的方式来开展工人运动，虽能广泛发动，
但也存在过于依赖特派员个人资源的危险。如果此特派员在当地长期
工作，容易出现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的危险；而若此特派员离开此地之
后，当地的工作常又无法持续开展，很可能会遭受很大地破坏。“二七”
惨案和安源“九月”惨案的发生，和这一点有重要关系。邓中夏在总结
“二七”惨案经验教训时就说：
当时做职工运动同志有一极大的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
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
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
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
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再则就是工会组
织未完成。各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
说不到如何严密了。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
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
到如此地步。（邓中夏， １９８３ ： ５１２ ）
中共湖南区委还批评安源工运一直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没有注
意适当的隐藏。可是，安源煤矿外有矿局军警的巡视和军阀的驻扎，内
有工人之间帮口、工种的差别，还有帮会、工头对工人的庇护关系。在
帮会、军警和军阀的强大势力下，李立三若不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活
动，若不取得开办工人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的合法资格，安源工运就
无法发动、无法开展；若不能很好地联络矿局、帮会和工人的各方力量，
安源工运也很难维系。不仅安源工运如此，其他很多地方的工人运动
也同样如此。尽管全国工运已经遭受到 １９２３ 年“二七”惨案的打击，但
中共最初还并未完全意识到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直到大革命
失败，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张闻天等人才开始系统讨论、阐述在
白区工作中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此外，中共湖南区委还批评俱乐部一直实践发展教育、改良经济生
活的和平道路，而非政治斗争的道路。安源工人俱乐部对工人教育确
实也极为重视，花费大量经费在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的设备
置办及教员工资方面。安源工运第四代领袖陆沉，是利群书社的骨干
成员，深受恽代英的影响，在主政安源工运时期也偏重开展工人的教育
活动。但不管是普通的工人识字教育，还是一些政治教育，对于大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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