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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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五、结论
以往对中共领导的工运史认识，不仅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史分析，包
括研究国民党处理劳资问题的学者，也认为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
在开展工人运动时，因其有明确的阶级基础，天然就能开展工人运动，
赢得工人大众的支持（田彤， ２００９ ）。而本文对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衰研
究表明，中共所领导工人运动，仅仅依靠阶级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一
定的组织方式才能够开展，并且所采用的组织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某一
时期工人运动的兴起和衰落。
首先，中共早期开展的工人运动，实际并非由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
而引发，也并非由中央统一号令就能发生，而需依赖特派员自身的个人
资源才能有效开展。安源工运正是依靠特派员李立三的地方资源才发
动的。裴宜理认为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安源开展的工人教育活动，培养
了工人的政治意识，创造了“红色文人”的传统。然而，针对工人的政治
教育，在现实中会遇到极大困境，效果非常不佳。当时各地开办工人学
校，以工人群众通俗易通的方式来讲授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各地工人运
动中非常普遍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受民国时期，尤其是“五
四”之后的平民教育思潮的重要影响，而非中共自身独创的。中共这些
革命青年教育工人，仅是试图增加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中不仅是政
治教育，就是基本的识字教育，大量煤矿苦力工人也不感兴趣。很难
说，这些青年干部以工人政治教育的方式对鼓动工人罢工、提高工人的
阶级意识起到了多大影响。当时实际的工人运动，需要借助工运领袖
自身的地方资源才能开展，而非仅靠工人的政治教育就能发动起来。
因此，所谓“红色文人”的观点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中共早期虽采用特派员制度自上而下统一开展工人运动，但
不同类型的特派员工作效果有极大差别，并且会影响到当地工人运动
的兴衰。本文重点分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虽同为职业革命家的
特派员，但二人在主政安源工运时期，各自所具有的地方资源、所处的
党内派系和所面对的中央工作重心都有很大差别，实际的工作效果也
就形成极大反差。在中央决议开展工人运动时，具有安源地方资源的
李立三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派往湖南，领导并开创了安源工人
运动，而并无地方资源的刘少奇在安源罢工前夕由工运系统负责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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