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外主任刘少奇自一月离安源后，因事留长沙，预料短时间不得
来安源，故由陆沉代）。（陆沉， １９８０ ： ２０９ ）
即是说，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李立三调离后，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并
兼窿内主任，陆沉为窿外主任，朱少连仍为路局主任。朱少连有行车任
务，不能长驻俱乐部，而刘少奇又因事离开安源去长沙，主任团内只有
陆沉一人常驻负责了。陆沉在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第二届干事会报告中，竟用
“豪无甚可述”和“敷衍塞责”两个词语严肃批评主任团自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至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一年的工作（陆沉， １９８０ ： ３４１－３４２ ）。这足见俱乐部内
主任团涣散的情况，自李立三离开安源后愈来愈严重。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刘
少奇被调往上海后，陆沉接任总主任职务，随后不久安源就发生“九月”
惨案。惨案的发生，固然有外部原因，但某种程度上和俱乐部主任团自
改组以来的涣散有极大关系。
由上可知，身为中共早期特派员的李立三，尽管被称为安源工运的
第二代领导人，但实为安源工运真正的开创者、建立者和领导者。李立
三在安源，很大程度是依靠自己的地方资源和个人能力，联络安源各方
力量，才成功发动当地的工人运动。但中共特派员，并不像地方革命领
袖或地方干部那样会较长时间在本地工作，而是会根据中共的工作需
要随时被调往其他地方或其他岗位。当李立三长期外出协助其它地方
的工运时，尤其是在李立三调离安源后，继任者很难接续其地方资源，
也就很难再维系俱乐部的统合。俱乐部主任团长期的涣散、无领导力，
为后来“九月”惨案的发生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三、特派员刘少奇在安源的内外困境

被称为安源工运第三代领导人的刘少奇，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接替了李
立三离任后的总主任职务，直到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才被调走。而在刘少奇主
政安源这两年时间，其个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而且整个
安源工运也呈衰落之势。俱乐部第二届干事会报告中就批评，“至若过
去一年之情形，则因总主任刘少奇身体因老至病，不能多任工作”（陆
沉， １９８０ ： ３４１－３４２ ），并用“豪无甚可述”和“敷衍塞责”来描述刘少奇主
政安源第一年的工作。而刘少奇（ １９８０ ： １２１ ）早在此前的罢工周年就做
了自我批评：“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日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
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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