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其回湖南工作，说明其是受中央指挥调派的特派员。回湖南后，毛泽东
也仅是“建议”而非“派遣”他到安源工作。此后李立三又从安源被调往
武汉、上海等 地 工 作，更 表 明 他 是 受中 央指派 调派 的 特 派 员，而 非 是
毛泽东那样的地方领袖，更非是一个受地方领袖领导的地方干部。
那么，身为特派员的李立三，来安源后是依赖哪些地方资源开展工
人运动的？李立三出身、成长于醴陵，对湘赣边境和萍乡安源煤矿的情
况非常熟悉。他很清楚，要在矿警和当地驻军的严防下，立即开展大规
模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先利用合法途径，才能逐步联络工人。
他自言其父亲在当地“中小学教语文，也在一些社会团体任职谋生，可
谓绅士”（李立三， １９９９ ： ５２７ ）。他通过父亲在醴陵及萍乡的关系，认识
了与矿局有交往的士绅。在这些士绅的帮助下，李立三联络到矿局经
理，才获得公开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建立俱乐部的资格（李思慎， ２００４ ：
５３－５４ ）。此外，湘赣边境的洪帮势力非常活跃，李立三对之也非常了
解。他 从 小 认 识 同 乡 的 同 盟 会、哥 老 会 会 员 孙 小 山 （李 立 三， １９９９ ：
５２８ ）。李立三来安源很快就了解安源有一个秘密帮会，大部分工人都
为帮会会员（李立三， １９９９ ： ５３３ ）。在安源大罢工前夕李立三亲自拜访
帮会，在上海五卅运动中同样联络帮会势力，都表明他和帮会势力有密
切的联系。
要成功发动工人罢工，并在安源开展长期的工人运动，就需把大量
煤矿工人组织起来。此前的湖南中华工会机械工会、湖南劳工会也都
仅联络了铁路工人，而未能组织大量煤矿工人。而李立三来安源最初
的半年多时间，也仅联络到铁路工人。据《略史》记载：“四月十六日开
第三次筹办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
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少奇、少连， １９８０ ： １４９ ）
这即是说，在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１ 日俱乐部刚成立时，会员仅有 ３００ 余人，和
路矿过万工人的数目比起来微不足道。在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也
并不踊跃，直到 ９ 月 １４ 日大罢工前夕会员人数也并没有太大改变。据
《略史》载，“至 ９ 月 １３ 日罢工前夕午夜 １２ 时，俱乐部部员仅七百余人”
（少奇、少连， １９８０ ： １５１ ）。也就是说，俱乐部从 ５ 月成立到 ９ 月工人罢
工，部员仅从 ３００ 余人增加到 ７００ 余人，仅增加 ４００ 余人。
那么，俱 乐 部 最 初 加 入 的 这 三 百 人 究 竟 主 要 是 哪 部 分 工 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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