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17年第2期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

李立三、刘少奇等湖南籍革命青年都来此地工作过。一些湖北、安徽、
山西籍的青年干部在“二七”惨案后陆续到安源避难，也参与安源工人
运动。直到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安源发生“九月”惨案后，当地的工人运动才陷
入低潮。选择中共早期这个重要的工运基地，并探究这四年多的兴衰
历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早期从安源工运获得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
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实践。
其次，安源虽是中共早期重要的工运基地，但学界对安源工运史的
研究却非常薄弱。国内的安源工运史研究，在建国后长期受政治路线
的影响，尤其与几位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直接关联，很多重要史料和历
史事实被严重扭曲，很难称得上是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
后，相关机构也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三位领导人物在安源工运中的贡
献也得到客观评价（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课
题组， ２０１３ ： ５ ），但已有文献对中共早期领导安源工运的工作方式，却鲜
有深入地考察和挖掘。海外学者裴宜理最近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

命之传统》一书，以文化置位（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狆 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 犵 ）和文化操控（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狆 犪狋狉狅狀犪 犵 犲 ）两个概念， １ 分别论述中共早期如何在安源创造革命传统，
建国后又如何重新发掘革命传统。裴宜理（ ２０１１ ： ６ ）认为，早期毛泽东、
李立三以教员身份开办工人夜校，并利用当地民俗、歌谣宣传共产主
义，以此吸引工人，来发动工人运动，由此开创了中共“红色文人”的经
验传统。可是，这些外来革命者利用符号资源对大量不识字的煤矿苦
力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究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呢？仅靠政治教育，安源
就能发生工人大罢工并且就能持续多年吗？裴宜理这本新著，依然主
要运用地方史、社会史资料，尤其不加辨析地引用大量建国后老工人的
回忆资料，而并不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纪念册、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联共（布）档案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更不去分析安源工运不同
领导者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的工作效果，却以抽象的概念来剪裁历史资
料，急于阐释长时段中共的革命传统。这对本来就受路线斗争严重扭
曲的安源工运史研究而言，只会带来更多的失真和误解。
关于早期安源工运的领导情况，曾任中共湘区执委书记的李维汉

１． “文化置位”，是指革命者“对一系列符合资源（如宗教、仪式、修辞、服饰、戏剧、艺术等等）的
战略性运用在政治说服中发挥的作用”；“文化操控”，是指“地方和中央官员将官方资源加以
经营运作，因安源而获得的资本收益被运用不同目的”。参见裴宜理（ ２０１４ ： ４ 、 １０ ）的相关研
究。
· １ ９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