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织制度出现，直到在苏区时期独立掌握武装和政权，才开始逐步形成比
较成熟的组织制度。然而，实际上，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共在成立时即
引入俄共（布）的特派员制度（孙会修， ２０１５ ；马学军， ２０１６犫 ），大革命时
期又建立支部制度、党团制度（孙会修， ２０１６ ）。而其中的特派员制度，
中共不仅在早期工人运动中采用，且在此后的农民运动、军事运动中也
广泛运用，并一直延续下来。孙武霞（ １９８７ ）较早提出，特派员制度是共
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之重要体现。魏雅丽（ ２０１３ ）分析了大
革命时期广州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情形。孙会修（ ２０１５ ）
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早期那些担任重要职务且工作经验较丰富的干
部、旅莫支部或旅欧支部归国党员以及经过密集学习和系统培训的干
部都可能会被中共选派为特派员；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有助于维
护中央权威，自上而下形成合力，还有助于各地发展党群组织，扩大党
的力量，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也存在特派员包揽工作、对自身定位不
清，中共对特派员过分倚重等弊病。笔者（马学军， ２０１６犫 ）以前的研究
分析认为，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时，在当时全国各地未有产业工会的
情况下，采用从俄共（布）移植而来的特派员制度，自上而下派遣特派员
到重要地方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早期约有 ３０ 人左右的特派员在各地活
动，每个特派员每月得到的平均津贴在 ２０ 元到 ３０ 元之间。各特派员
在开展工人运动时面对帮口、军阀和帮会的势力，需运用个人的地方资
源才能有效开展工作。
不过，这些研究还多为对特派员制度的泛泛而论，并没有对某一特
派员实际的工作过程及效果做深入分析，也并没有深入考究某一时期
的特派员制度对该时期中共所开展的重要工作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
读者也就很难理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进而又如何影响
了中共的工作拓展。基于此，本文拟选择早期安源工运为研究对象，重
点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实际的工作效果，来看中共早期采
用的特派员制度是如何实践的，这一制度又如何影响安源工运的兴起
和衰落。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安源工运，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首先，安源是
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基地，素有“小莫斯科”之称。在 １９２３ 年“二七”惨
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并未被破坏，成为
全国 “硕 果 仅 存 ”的 工 会 组 织 （邓 中 夏， １９８３ ： ５１４ ）。 早 期 毛 泽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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