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障支出总额的 ８％ 增长到 １２．６％ ，主要用于对穷人的医疗支持和儿童
的教育支出（ 犣犺犪狀 犵 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７ 年，中国的福利体系仍存在
，
巨大城乡分割，城市福利的再分配有效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而农村的福
利体系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微乎其微。但农村累退的福利体系开始向累
进的方向转变，且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收入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大幅度增
加，发挥了巨大的再分配作用（杨穗等， ２０１３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图
１ 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汲取和再分配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通过
一系列社会政策向底层进行资源和收入转移。
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的增强会对不同阶层的福祉产生
不同的影响。奥诺和李（ 犗狀狅犪狀犱犔犲犲 ， ２０１３ ）认为，福利国家通过资源
再分配，增加了一部分人的幸福感，同时降低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感，
即幸福感再分配存在“零和性”。收入不平等的恶化损害了穷人和中等
收入群体的利益，有利于富人，而对穷人的再分配转移，会导致中等收
入群体和富人幸福感下降。在公共支出中关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等“亲贫式”支出的增长有利于缓解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进而提
高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鲁元平、张克中， ２０１０ ；余英， ２０１４ ）。 １１ 各项
公共支出提升能消减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负效应，但该调节作用仅对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而教育和社保支出的“幸福
效应”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汤凤林、雷鹏飞， ２０１４ ）。虽然进取型税收政
策会提高民众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 犗犻狊犺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但当税
负过高时，一方面，国家更有能力实施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
部分阶层会感受到沉重的税负压力，导致其幸福感下降。中国的税收
制度可能强化了这一影响，因为中国采取的分类征收模式使工薪阶层
成为主要税负者，而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更易避税（刘扬等， ２０１４ ）。
对于幸福感而言，最佳的收入分配取决于一个社会和不同群体的
比较和嫉羡文化（ 犜犪狅犪狀犱犆犺犻狌 ， ２０１３ ）。在欧洲，再分配的积极影响对
社会的贫穷群体和左翼倾向者的影响更大。再分配之后的不平等在西

１１． 以往研究侧重考察不同领域公共支出比例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也颇不一致。比
如，有研究显示，社保支出提高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抑制幸福感的提升
（殷金朋等， ２０１６ ）；汤凤林、雷鹏飞（ ２０１４ ）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而医疗卫生和
社保支出微弱降低幸福感；鲁元平、张克中（ ２０１０ ）则发现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对国民幸福感
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过度条分缕析可能难以窥见全貌，因此把这些公共支出归总，
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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