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入相对恶化，再加上失业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弱化，从而导致生
活满意度下降（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２００９ ）。“相对剥夺
理论”从相对效用角度出发，强调横向比较，但忽略了纵向维度的比较。
在现实中，个体往往不仅和他人比较，也会把当下与过去进行比较，从
而影响其态度和幸福感（怀默霆， ２００９ ）。 ４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民众的总体幸福感呈上升趋势。零点调查
公司的 数 据 显 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的 幸 福 感 均 值 依 次 是 ３．２５ 、 ３．４４ 、
３．５０ 、 ３．４２ 、 ３．５３ 、 ３．４０ 、 ３．４７ 、 ３．４８ 、 ３．５８ 和 ３．５４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比
较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的多期 犆犌犛犛 数据，发现 ２０１０ 年各群体的幸福感
比例均保持在 ２００３ 年的 ２ 倍左右。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感并
未降低，而是呈上升趋势，并且是大多数群体所共有的趋势，并推测主
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互相龃龉的结论来自中国
改革变迁带来的双重后果，一方面，改革推动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
得到普遍改善；另一方面，各类社会问题凸显，尤其是不平等加剧、贫富
差距扩大（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同时，数据测量和观测时点的不一致也
影响了结果的不统一（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 ５
（二）幸福感的阶层差异与社会政策
在转型社会中，伴随着社会快速变迁，不同阶层群体生活机遇受到
的影响可能极其不同，幸福感也因此产生分化。但有关“伊斯特林悖
论”的探讨注重宏观层次的幸福感水平，对特定社会中不同群体间可能
存在的幸福感变化差异关注不足。其次，已有研究集中探讨收入与幸
福感的关系，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聚焦点仍在收入分层（鲁
元平、张克中， ２０１０ ；邢占军， ２０１１ ；黄嘉文， ２０１６ ）。职业效应往往被操
作化为雇佣状态的影响（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对职业阶层之间的幸福感
分化讨论并不多，只见到过张云武（ ２０１５ ）的研究。

４． “与过去比较”不同于“正当化调整”，因为前者认为与过去相比的好坏会影响当前幸福感，
而后者认为无论怎样，人们都会习以为常，适应新生活。
５． 如布罗克曼等（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世界价
值观调查”（ 犠狅狉犾犱犞犪犾狌犲犛狌狉狏犲 狔 ， 犠犞犛 ），每期的中国样本量仅 １０００ 个左右，样本规模偏小。
伊斯特林等（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指出根据 犠犞犛 数据分析得到的 １９９０ 年中国个人幸福感
模式与前苏联非常接近，表明了该数据的可靠性。但那时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 １０ 年左右，而
前苏联处于解体前夕，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颇值得商榷。此外， 犆犌犛犛 数据各期之间对幸福感
的测量也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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