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社会》2017年第2期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

为，金钱并不能购买幸福，虽然富人会比穷人更幸福，但一个社会的平
均幸福水平是恒定不变的，即使其中大多数成员的人均收入呈增长趋
势，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幸福感变迁
之间的关系也可放到“伊斯特林悖论”的框架下审视。
“伊斯特林悖论”的两个主要解释视角是“正当化调整”和“相对优
势／剥夺”机制。首先，“正当化调整”认为，幸福感不受绝对生活标准的
影响，因为人们会很快适应新标准，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德国的
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收入增长对当下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但四年
后这一提升作用基本消失，幸福感出现大幅度回落（ 犇犻犜犲犾犾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其次，幸福感源自与他人（特定参照群体）社会境况的比较。一
般而言，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以上的人觉得更幸福。因此，“相对优势／剥
夺”的解释认为，只要社会平均水准两侧的人口比例不变，整个社会的
平均幸福感就不会变化（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但“伊斯特林悖论”的经验基础也受到诸多挑战。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 以 来，发 达 国 家 和 部 分 欠 发 达 国 家 民 众 的 幸 福 感 一 直 在 上 升
，
（ 犞犲犲狀犺狅狏犲狀犪狀犱犎犪 犵 犲狉狋 狔２００６ ），这主要受益于自由选择权利（政治环
境和公共参与）的扩展和提升（ 犇狅狉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７ ； 犐狀 犵 犾犲犺犪狉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对多国数据的分析也显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
关系，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比相对收入更为重要和显著（ 犇犲犪狋狅狀 ，
２００８ ； 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犪狀犱 犠狅犾犳犲狉狊 ， ２０１３ ）。近年来，伊斯特林等（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对“幸福感—收入悖论”有所修正，认为短期内可能会发
现幸福感与经济走势相关，但从长期来看，社会的幸福水平和整体收入
水平没有关系。
伊斯特林等（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认为中国是证明其悖论的绝
佳实例，但相关研究结论分歧颇大。一种观点支持“伊斯特林悖论”在
中国的适用性，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同步提升
（鲁元平、张 克 中， ２０１０ ； 犛狋犲狏犲犪狀犱 犠狌 ， ２０１１ ；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吴 菲，
２０１６ ），甚至有所下降，直到 ２００５ 年以后，满意度才开始回升，呈现 犝
形态势（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虽然整体
幸福感下降的趋势并不完全符合“伊斯特林悖论”的稳定假说，但研究
者对下降原因的解释却同样仰赖社会比较或相对剥夺机制。随着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急剧增大，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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