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7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果说，罗雪尔理论的“流溢论”特征最终根源于他与“上帝的理念”之间
若即若离的关系，那么，克尼斯理论的“流溢论”特征则更多地基于他对
“人格”、“意志”的形而上学信念。与罗雪尔一样，克尼斯也深受德国历
史法学派的影响，对一种准历史“有机”论的“人格”理论“如痴如醉”，并
且把它与自己的“自由”观结合在一起。克尼斯并不认为“自由”是“不
确定的”，而是视 之 为 人 格 之实 质 的行 动流 溢（ 犲犿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犮狋犻狅狀 ）。
可见，与罗雪尔一样，克尼斯把“人格”与“民族精神”视为某种神秘力
量，类似于“生机论”（ 狏犻狋犪犾犻狊犿 ）中的“生命力”，是历史现象分析所能辨
别出来的终极动因，并且具有实质属性。也就是说，罗雪尔与克尼斯的
前提预设都具有形而上学“流溢论”特征，其根源在于“伟大的黑格尔衰
败的思想残余对历史哲学、语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所施加的各种生物
人类学方面的影响”（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７５ ： ２０７ ）。罗雪尔与克尼斯等人之所以
诉诸流溢论，是因为“民族”（ 犞狅犾犽狊 ）、“民族精神”（ 犞狅犾犽狊 犵 犲犻狊狋 ）、“人格”
（ 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 狔 ）以及“意志”（ 狑犻犾犾 ）等独特的文化现象无法用精确的法则
狆
来解释，社会文化科学家必须用直觉、移情等非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在
韦伯看来，流溢论摒弃了经验科学方法，故而是没有骨气的非理性思
维。这种被他归于黑格尔的“流溢论”，其渊源可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
通过莱布尼茨和舍夫茨伯里的影响进入赫尔德的思想（梅尼克， ２０１０ ：
３４１ ），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黑格尔、兰克、罗雪尔和克尼斯等人。通过对
“流溢论”的批判，韦伯彻底摒弃了历史主义中的目的论和神秘主义，这
至少在认识上造成了两个重大后果：
首先，韦伯要求在科学中严格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坚持价值
无涉立场，由此在兰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道德进步论，从而终结了
天意历史论。如此一来，“普遍历史”研究就变成了一种世俗的、经验的
“普遍文化史”。“普遍历史”不再是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向着某个道
德目的进步构成的“体系”，而是文化史中“大趋势”的“变动”，比如理性化
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此“变动”不是通向任何一个道德上的目的（无
论善恶），而是诸神斗争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承受的“命运”。他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而是包括西方在内的
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承受的“命运”，甚至是恶的命运。他看到，新教伦理
对资本主义产生短暂的影响之后，就“凋枯”了，被功利主义所替代，无论
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陷入了功利资本主义这个“铁笼”的包围中。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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