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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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状态,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远远落后于英、法、荷等国。德意志本质
上是一个文化民族,文化是她的主要纽带。面对这样的局面,早期历史
主义试图坚守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拒斥基于契约精神的理性国
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李荣山, 2015 )。表现在认
识领域内,就是对启蒙理性以及后来的实证主义一般化说明的反叛。
然而,在后韦伯时代,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
会学中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也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
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二、作为有机整体的历史个体
在韦伯时代,具有独特性的历史个体成为认识旨趣,绝非偶然,它
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那时正值欧洲思想剧烈动荡,启蒙以来的实证
主义,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整个欧洲思想界,就连德国这个唯心主义
的坚实堡垒也无法幸免。胡塞尔( 1988 )尖锐地指出,欧洲科学已经陷
入了深重危机。科学“危机”又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从而导致欧
洲人性的危机。科学和文化危机往往导致知识的目的与方法重新定
向。实证主义不仅没有在德国取得一统天下的支配地位,反倒激起了
广泛的批评与反抗,酿成了一场浩大的“反实证主义”运动(休斯, 1981 :
32-35 )。为了保护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免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
侵害,哲学开始“对实证主义宣战”(休斯, 1981 : 45 )。 1883 年,狄尔泰
出版了《精神科学导论》第一卷,其目的在于廓清“自然世界”与“人文世
界”的混淆。在他看来,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
究,关键在于,这两类科学在研究范围、经验形态和研究者态度上有显
著差异(休斯, 1981 : 200-201 )。新康德主义哲学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
与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拓展。李凯尔特深入比
较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概念形成上的差异,把自然科学与文化科
学在“价值论”上严格区分开来,力图为文化科学保留一块专属之地。
与哲学反思遥相呼应的,是社会文化科学内部的剧烈争议,这尤其体现
在以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 犓犪狉犾犕犲狀 犵 犲狉 )和历史学派代
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 犌狌狊狋犪狏犛犮犺犿狅犾犾犲狉 )为核心的“方法论之争”
( 犕犲狋犺狅犱犲狀狊狋狉犲犻狋 )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经济学的任务是发现像力学
一样“抽象的精确法则”( 犗犪犽犲狊 , 1977 : 19 ),还是要“清晰再现具体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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