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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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
主义的兴起，也是韦伯关注的焦点。
其次，某些历史个体具有的“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指的是“普遍
历史”意义，或者说“普遍文化史”（韦伯， ２０１０ ： ９ ）意义；此时的“普遍”，
不是历史哲学目的论意义上的，而是经验效果史意义上的；现代的“大
趋势”不是以往历史滚滚奔来的目的，而是在事实上的普遍通行，比如
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的扩张。
再次，历史性社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
的变动，特别是从大趋势到大趋势的变动，以彰显其普遍文化史意义。
揭示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变动需要诉诸起源研究。“普遍文化史
的核心……问题最终必定关涉西方中产阶级及其独特性的起源”（韦
伯， ２０１０ ： ９ ）。一个历史个体是由哪些历史个体引起的？回答了这个起
源问题，也就等于理解了历史个体的文化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源
解释即是意义理解。所谓起源解释，就是要确定历史个体之间的因果
关系，这是理解或解释的真谛（李荣山， ２０１０ ）。但是，韦伯也看到，一个
历史个体是诸多“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个
体的形成是多个历史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解释资本主义的
起源时，他用一种整体的思维，综合考量了经济、政治、法律、城市、宗教
等多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虽然同意马克思在生产力和资本
主义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但却不赞同马克思的决定论。然而，与兰克
类似，他认为在无数的历史个体中，存在着“大趋势”。在现代，最大的
趋势就是理性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对这个“大趋势”有重要
影响的一个“大趋势”乃是宗教改革。因而，在这张因果之网中，他的重
心是确立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大趋势”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
了“大趋势”之间的因果关联，就等于确定了其普遍文化史意义。
本质而言，用起源视角来解释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变动，是一
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主要是在历史主义脉络中，经过漫长的发展逐
渐形成的。其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历史哲学（无论是法国启蒙历史哲
学还是早期德国历史主义）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而它是一种摒除目的论
的经验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在经验科学层面上，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
实证主义的宗旨是探索共相的变化，而它的宗旨是探索殊相的变化。
这种认识旨趣的形成，与德意志现代性发轫之前的状况有关。 １８ 世纪
的德意志，政治上是“一片荒漠”，呈现出“小邦割据状态”；经济上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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