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17年第1期

实用专业主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界定及其逻辑

国家逐渐将资助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分离，并开始着重于监管的功
能。这就要求政府对承担服务的机构和社会工作者提出一定的标准，从
而让公共财政具备问责的功能。这时候，评判公共问责性的标准从以往
“费边主义”者所推崇的“平等”（ 犲 狇 狌犪犾犻狋 狔 ）、“博爱”（ 犳犲犾犾狅狑狊犺犻 狆 ）和“社会计
）（
划”（ 狊狅犮犻犪犾 狆 犾犪狀狀犻狀 犵 犜犻狋犿狌狊狊 ， １９７４ ）转变为“经济”“有效”和“效率”。在
这样的背景下所催生的专业能力，无可避免地带有工具理性的烙印。
（二）定义与内容
针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当前的英文文献一般从两个角度来
定义。第一个角度强调其产生的后果。例如，维斯（ 犞犪狊狊 ， １９９６ ： １９５－
１９６ ）将“能力”界定为“实务工作者应该能够在工作中承担各种不同的
任务和活动，而且有信心这些活动的方式和结果将会是欲想达到的目
标”。鲍古（ 犅狅 犵 狅 ， ２０１０ ： ７４ ）认为，“能力反映一个价值和信念的立场；
这个立场是关于在某时刻，专业所服务的对象和社区欲想达到积极的
后果所需的东西”。
另一个角度则更着重能力的内容。当英国 犆犆犈犜犛犠 于 １９９５ 年推行
“专业能力”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能力是知识、技巧和价值的产物。学生
须将证明他们已经达到实务标准，整合社会工作价值，获得和应用知识，
反思和批判分析他们的实务，将知识、技巧和价值运用于实务中”。鲍古
等（ 犅狅 犵 狅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 ４１８ ）认为，“能力”是“依靠一系列复杂的行为来证
明对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拥有，并到达在某一专业有效从业的标准”。
当前的主要英文文献都致力于操作化专业能力的内容，找出具体
的指标。针对一般的社会工作者， 犆犆犈犜犛犠 列出六种核心能力：沟通
与参与、促进与使能、预估与计划、介入与提供服务、在组织里工作、发
展专业能力。 ６ 维斯（ 犞犪狊狊 ，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１４ ）根据这六种核心能力，操作

化出一个包含 ２４ 项类别和 １７０ 项指标的体系。鲍古（ 犅狅 犵 狅 ， ２０１０ ： ７２－
７５ ）的能力体系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他认为第一层次的“后设能力”
（包括认知的／关系的、个人的／专业特质、价值与伦理）至关重要，因为
其决定了第二层次的“程序性能力”（包括预估、介入、沟通）的实现。
针对专长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国外研究已经关注到长者、儿童保护
等领域。例如，罗森等（ 犚狅狊犲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０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从事

６． 参 见： 犆犆犈犜犛犠 ， １９９５ ， 犆狅犿 狆 犲狋犲狀犮犲犻狀 犛狅犮犻犪犾 犠狅狉犽 （ 犺狋狋 狆 ：／／ 狑犲狊狋犾犲犪狉狀．狅狉 犵 ．狌犽 ／ 犱犻 狆 狊狑 ／
犺犪狀犱犫狅狅犽 ／ 犮狅犿 狆 狊狑．犺狋犿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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