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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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面，过于强调两者的对立，而低估了二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斯
科特（ 犛犮狅狋狋 ， ２００９ ： １４２ ）认为，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扩张
的压力造就了一个将人口不断推向山地的单一历史过程。尽管这一压
力时有时无，但总是朝着一个方向。由此可见，在斯科特看来，国家总
是单一地迫使低地人群向高地迁徙，而难以见到相反的运动轨迹，即高
地族群选择融入国家所控制的低地。在谈到高地族群内部竞争时，斯
科特亦强调后来进入高地的族群若军事实力较强，就会迫使原来的族
群向更高的地方迁徙；若后来者实力有限，则往往只能占据那些位于高
处的小块地带（ 犛犮狅狋狋 ，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１４１ ）。总而言之，不管实力如何，高
地的族群之间若发生竞争，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继续在高地寻求自己的
资源，而不是选择迁往平地。结合“水田彝”的案例来看，上述认识过于
绝对。吴恒（ １９８７ ）、郝瑞（ ２０００ ）在四川安宁河谷地区的调查均显示，
“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大凉山的高山彝族，后来才迁徙到平坝生活。
本文利用明清时期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并对其由高地融入平地国家
的过程及特点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高地族群为何愿意选择迁往平
地国家？吴恒（ １９８７ ： ３４ ）归纳有四种原因：一是随土司迁来，二是黑彝
触犯习惯法后被迫逃来，三是因反抗斗争失败而逃来，四是祖先为黑彝
私生子，因受到歧视而迁来。本文认为，国家的招抚以及赐予其土地资
源也是高山彝族选择迁往平坝的重要原因。前四种原因和后一种原因
并不矛盾，可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前四种可视为内因，后一种可
视为外因。例如，高山彝族之间也存在分化和竞争，战败的一方被迫离
开可视为其迁徙的内因，而此时国家招抚这些族群，并为其提供可供生
存的土地资源则是促其迁徙的外因。由此观之，高地族群之间若发生
竞争，他们也可能向平地国家寻求生存的空间和资源，而并非依旧远离
国家。这也决定了高地族群并非一味逃离，最后被迫整合进国家。正
如本文所揭示的，高地族群还有另一种国家化的进程，即随着明清时期
营兵制、土司制、保甲制的推行，高山彝族从高地进入平地，一步步被整
合进国家秩序之中。这一过程不但造就了他们与高山彝族不同的族群
性，导致“水田彝”的形成，而且拉近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培养出
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感的边民。这一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明清川南边疆
社会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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