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17年第1期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综上，随着乾嘉之际移民的大量到来，白鹿营与移民一同被编入保
甲体系。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中，白鹿营彝族有了巨大的改变：在
聚落形态上，白鹿营所在土司地区从“夷多汉少”变成“汉多夷少”，大量
汉人聚落的形成使得白鹿营等土司聚落日益陷入汉人的四面包围之
中；在经济形态上，土地流转频繁，租佃制得到发展，地主经济形成；在
权力格局上，汉人的保甲组织在地方上的势力逐步增长，白鹿营耆宿的
影响力则逐渐减小，乃至最终退出了地方历史舞台，白鹿营彝族在地方
族群关系中被边缘化的情形日益显著；在风俗文化上，由于汉彝交往越
发频繁以及文教的传播，晚清时期的白鹿营等彝族穿汉服、用汉姓、取
汉名、写汉文、说汉话，呈现出高度汉化的特征。与此同时，激烈的资源
竞争亦促使白鹿营鲁姓彝人援引国家权威，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得以
彰显。至此，近代以来学者们所观察到的“水田彝”业已形成。

五、总结与讨论

明清白鹿营“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有着不同的阶段，而每一阶段
都有新的族群性生成。明晚期是“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开端。这一时
期以卫所招募营兵为契机，部分大凉山彝人从高山进入平地。在身份
上，他们从不受国家约束的化外之民变成卫所直接领导的营兵，开启了
其国家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环境的改变、土地资源的获得，白鹿
营等彝族聚落慢慢形成，其生产方式逐渐从先前的高山游牧和渔猎向
平地农耕转变，其族群特征由此与高山彝族逐渐区别开来。清初至乾
隆晚期，进入到“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重塑阶段。受明清交替之际战
乱的影响，白鹿营彝族在入清之初一度游离于国家之外。自康熙晚期
四川招抚土司开始，他们又再次进入国家体制之内。但在相对封闭的
土司制度制约下，直到乾隆晚期白鹿营彝族在聚落形态、基层权力格局
和风俗文化上虽有所改变，但仍旧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这与晚近人们
所观察到的“水田彝”不同。乾隆晚期至清末是“水田彝”国家化进程的
巩固期。这一时期，白鹿营虽仍为土司管束下的一个彝族聚落，但却同
来到土司地区的汉人一起被编入保甲系统。在与同甲汉人的互动过程
中，白鹿营彝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在聚落形态上被汉人四面包围，在
经济上地主经济形成，在地方族群关系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文化上
兼穿汉服、用汉姓、取汉名、写汉文、说汉话，在观念上国家认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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