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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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增强。这些新的特点使晚清以来“水田彝”的族群性得以彰显。概言
之，“水田彝”的族群性是在国家化进程中一步步生成的。脱离了国家
化这一脉络，便不能深刻理解其族群性生成的机制及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家化进程中白鹿营彝族接受了汉族的部
分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的族群性，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彝族文
化和自我认同，从而成为一个既不同于平坝汉族、又不同于高山彝族的
“水田彝”群体。这体现出白鹿营彝族在面临社会变迁时具有的自主性
和文化适应能力。“水田彝”的自主性何以存在？郝瑞（ ２０００ ： １２７ ）认
为，坚持民族内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肖雪（ ２００７ ）则将其原因归为宗
教信仰的传承。本文认为，清中叶以来汉彝在地方上激烈的资源竞争，
亦在客观上强化了“水田彝”的自我认同。这是其虽身处汉人包围之
中，却不被汉人所同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针对边疆族群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华南学派”以珠江三角
洲为中心的研究显示，积极对国家制度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和利用是明
清时期边疆族群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这对于认识传统中国政治统
一性与地方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华南
学派”的学术实践主要针对平地上的族群而言，对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
程及其特点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斯科特（ 犛犮狅狋狋 ， ２００９ ）对东南亚
及中国西南省份的研究则集中讨论了地理高度这一因素对边疆族群国
家化进程的影响。他指出，高地族群利用地理上的优势，采取长期逃避
国家统治的生存策略，直到晚近，国家权力绝对强大，才将高地族群完
全纳入统治。这一论断在大凉山高山彝族身上可以得到部分验证。大
凉山的高山彝族直到解放前仍以放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维系着
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延续着传统的彝族风俗文化，并依靠山区
在地理上的优势与国家保持着距离。他们以大凉山为基地，控制着从
西昌到大渡河以北山区的道路，并经常对道路沿线的商旅、村落，甚至
是安宁河谷地的村庄加以侵扰。尽管晚清、民国年间，国家曾试图将自
己的权力深入山区，但收效甚微。这一局面直到 １９４９ 年后才得以彻底
结束。由此观之，大凉山彝族进入国家的过程与斯科特所描述的高地
族群国家化进程颇为相符。
然而，以上只是高地族群历史的一个面相，并不能代表高地族群国
家化进程的全部。本文认为，斯科特在认识高地族群与国家的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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