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16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５

及“个人困扰型网络抗争”。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案
例研究法（李婷玉， ２０１１ ；谢金林， ２０１２ ；刘秀秀， ２０１３ ）。一些论文还对
特定时间段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良荣等（ ２０１３ ）运
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犙犆犃 ）对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发生的 １９５ 个网络群
体性事件进行了大样本案例量化分析，以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
机理；有学者分析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８２ 个重要网络事件的发生
诱因、表现、结局以及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曾繁旭等， ２０１４ ；
钟智锦、曾繁旭， ２０１４ ）。但总体来说，基于个体微观数据对网络抗争行
为的高质量实证研究仍比较缺乏。
网络抗争行动有强弱之分。较弱的抗争活动是对社会与政治事务
的网上吐槽、讨论和辩论，较强的抗争活动包括网络抗争行动（如签名
请愿等）乃 至 集 体 行 动 的 网 上 动 员 （杨 国 斌， ２０１３ ）。 加 里 · 金 等 人
（ 犓犻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考察了两种抗争行为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下
，
的不同结果。问题在于，究竟何种因素影响网民投身于何种程度的网
络抗争？很多人仅仅基于发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显著性“革命”个
例，就印 象 式 地 断 定 网 络 抗 争 的 效 力 无 限 （ 犇犻犪犿狅狀犱 ， ２０１０ ； 犉犪狉狉犲犾犾 ，
２０１２ ）；但也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例如，麦考伊和艾尔斯（ 犕犮犆犪狌 犵 犺犲 狔
犪狀犱犃 狔 犲狉狊 ， ２０１３ ）编著的论文集汇集了“网络行动”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其中收录的一些文章怀疑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效力，探讨了网
络对抗争行动促进作用的可能限度。网络对中国语境下抗争行动的促
进作用已经获得了研究者的证实（陈云松， ２０１３ ），但是与早期互联网传
入中国可能带来直接民主的普遍乐观不同，近来，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
的限度也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首先，数字鸿沟可能加深政治资
源获取的鸿沟，使得原本不具有优势、远离网络技术的人群更严重地被
排除在互联网的影响之外（ 犖狅狉狉犻狊 ， ２００１ ），因而网络并不会自发地带来
抗争行动，重要的是人们如何使用了网络（孟天广、季程远， ２０１６ ）。其
次，在斯诺登事件后，技术的两面性凸显，互联网促进直接民主的同时
也为政府的审查和控制提供了便利。政府完全有能力对网络进行监
控，加里·金等人（ 犓犻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曾研究了中国广泛存在的
，
网络审查及其效力。再次，黄荣贵等学者（ ２０１５ ）分析了 ４０ 个拆迁抗争
案例，考察了意见领袖介入与否以及新媒体报道介入与否对这些抗争
成功与否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抗争成功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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