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社会》2016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５

价值观依然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特征，即偏好、信任并在一定程度上顺
从权威政府，但同时人们也认为政府应该尊重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公民
权利。这样一种混杂了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威权价值观被称为“分化的
后权威主义”（李路路、钟智锋， ２０１５ ）。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会影响个体
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犐狀 犵 犾犲犺犪狉狋 ， 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当然也包括网民的网
络政治行为，尤其是抗争行为。
互联网的接入为转型期中国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和其他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陈云松， ２０１３ ），个人真实诉求的匿名性
释放也使得对政府官员和政策的网上吐槽与批评日常化，互联网上甚
至不乏对集体抗争行动的讨论和酝酿。然而，网络的传播力和动员力
是否如一些观察者甚至期待者所认为的那样无远弗届、强力有效，这一
问题值得探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欢呼互联网介入可能带来直接民
主，而晚近基于调查研究的成果则持谨慎怀疑的态度，网络审查、数字
不平等等因素都是其限度所在。艾尔斯（ 犃 狔 狉犲狊 ， １９９９ ）提出，抗争理念
和策略固然可以借助网络快速有效地传播到全球，也可以大大强化原
本差异化显著的个体和群体共享抗争资源和策略的程度，甚至也展示
出将 不 可 靠 和 不 可 证 实 的 信 息 转 化 为 全 球 性 电 子 骚 乱 （ 犾狅犫犪犾
犵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狉犻狅狋 ）的力量，但网络动员依然有其局限性，除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 制 之 外，网 络 能 否 成 为 一 种 塑 造 文 化 同 质 化 （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犺狅犿狅 犵 犲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的力量以利于抗争氛围的营造，依然是未解之谜。
在中国，互联网究竟仅仅是供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渠道，还是有可
能成为网络抗争甚至社会抗议的有效动员工具，或简言之，网络抗争的
限度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学术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网民的政
治价值观植根于个人的特质，同时也是营造网络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批评性表达和抗争行动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加里·金等人（ 犓犻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基于大数据对中国网民
，
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和讨论集体行动所遭遇的不
同，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难以获得网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因
此难以对其网上行为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限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
空白，本文使用基于全国概率抽样的调查数据，用实证的方法检验政治
价值观对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旨在深入认识网络抗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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