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个人的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学
校出身等各方面的影响。

四、数据、变量与测量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犖犛犚犆 ）

组织实 施 的 “首 都 大 学 生 成 长 追 踪 调 查”（ 犅犲犻 犼 犻狀 犵犆狅犾犾犲 犵 犲犛狋狌犱犲狀狋狊
，
犘犪狀犲犾犛狌狉狏犲 狔 犅犆犛犘犛 ）。该调查以 ２００９ 年为起点，随机抽取北京市 １５
所高校的 ５１００ 名 ２００８ 级（时为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和 ２００６ 级（时为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进行追踪调查。尽管该调查的抽样范围仅
限于北京，但鉴于北京高校类型的多样性，这个样本仍然具有良好的代
表性（李路路， ２０１３ ）。由于 ２００８ 级学生毕业较晚，因此本文实际使用
的是 ２００６ 级学生的前 ３ 期数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更准确地讲，本文
是对 ２００６ 级学生在 ２０１１ 年的就业情况进行横截面分析，但适当地加
入了他们在前两期调查中所报告的一些其他信息。本研究的原始有效
样本约 ９００ 人，但由于所需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最终分析样本为
７４２ 人。 １
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是教育匹配或过度教育。如果受访者在 ２０１１
年调查时处于工作状态，则他／她会被问到：“您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由哪
种教育程度的人来做才适合？ ”由于受访者都是本科毕业生，所以，回答
非本科毕业就可以做的被视为“过度教育”，回答本科毕业才能做的被
视为“适度教育”，回答研究生毕业才能做的被视为“教育不足”。这种
主观认定方法是测量教育匹配的三种方法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
被广泛应用（ 犎犪狉狋狅 犵２０００ ； 犌狉狅狅狋犪狀犱犅狉犻狀犽 ， ２０００ ）。
，
在本文所用的数据中，虽然教育匹配的三种状况都可以区分出来，
但实际上“教育不足”这个类别的人数非常少，只有 ２０ 人不到。有鉴于
此，且许多既有研究都关注的是过度教育者与适度教育者之间的比较，
因此，本文将教育不足者排除在分析之外，只保留过度教育者与适度教
育者，将前者编码为 １ ，后者编码为 ０ 。

１．２０１１ 年的调查成功追访到约 １９００ 名 ２００６ 级学生，其中 ８００ 余名学生继续读研究生，约
１０００ 名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另有约 １００ 名学生既未读研也未工作。将 ７４２ 人的分析样本
与 ９００ 余人的原始有效样本相比较，在性别、年龄、学校层次、家庭背景、教育匹配等变量上的
分布均十分相似，并未发现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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