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织选拔成员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所有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比较，而非申
请者中的党员与非党员（申请但没有成功入党），因此很难精确地回答
党的选择标准及其有效性问题。此外，由于相关研究使用的基本上都
是横截面数据，对入党的研究只能用回溯性的方法，很多历史性的变量
不可得，使得一些论断无法直接证实，比如，葛柏（ 犌犲狉犫犲狉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
提出的“自我选择效应”（ 狊犲犾犳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犲犮狋 ）。
葛柏（ 犌犲狉犫犲狉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试图从心理层面建构入党申请人和党员
的特质。他发现，前苏共党员不仅在社会转型前的收入高于非党员，而
且在转型之后，在各种有利于党员的制度条件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收
入依然高于非党员。这种优势的保持很难用精英再生产理论解释，因
为精英群体在人口中占比很小，而前苏共党员人数众多，在总人口中占
比不低（ １０％ ）。为此他提出，在解释社会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时，除
了考察制度层面的影响，也不应该忽视人对制度的适应能力，而前苏共
党员正是拥有这种能力或者说一些独特个人特质的一群人。正是这些
个人特质导致了他们的自我选择行为，促使他们主动向党靠拢，提出入
党申请。这种特质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被党看重、被吸纳入党，并且继续
帮助他们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取得成功。葛柏称这些特质为“未观察到
的个人特质”（ 狌狀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 ），主要指雄心（ 犪犿犫犻狋犻狅狀 ）、事业心
（ 犮犪狉犲犲狉犿犻狀犱犲犱狀犲狊狊 ）、机会主义（ 狅 狆狆 狅狉狋狌狀犻狊犿 ），为了事业成功而愿意牺
牲时间、精力甚至原则（如果必要的话），擅长组织和管理活动（ 犌犲狉犫犲狉 ，
２０００ ： ３２ 、 ４１ ）。但是，由于数据无法提供关于这些特质的直接信息，葛
柏只能通过统计模型来间接地证明这些特质的存在。就他的研究来
看，这些特质可以被理解成任何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变量，因此他的结
论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质疑（ 犚狅狀犪犜犪狊犪狀犱犌狌狊犲狏犪 ， ２００１ ）。
幸运的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可以
帮助我们检验这种个人特质是否存在，考察大学生是否出于实用主义
的目的提出入党申请以及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否与党吻合。该调查收集
到了北京数所大学的学生从入学到本科毕业的年度数据，获得了他们
四年大学生活的动态信息，既包括他们入党的整个过程，也包括他们的
心理特征测量、学业与社会实践活动信息。使用这个数据，我们能够清
晰地辨别出入党申请人，跟踪他们的入党历程，考察影响他们提出入党
申请和最终被党接受（拒绝）的各种因素，并以此探讨党对大学生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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