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6年第3期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

（ 犅犲狀犳狅狉犱犪狀犱犛狀狅狑 ， ２０００ ： ６２３ ）。
然而，抗争事件发生时并不总是存在专业化社会运动组织。当专
业化组织缺位时，抗争者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过程将呈现自发性和演进
性特征，该过程被称为认知解放（ 犖犲 狆 狊狋犪犱 ， １９９７ ； 犉狌狋狉犲犾犾 ， ２００３ ）。伴随
着认知解放过程，人们逐渐意识到不公正的境况并试图通过集体行动
去改变该境况（ 犕犮犃犱犪犿 ， １９９９ ）。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尚不成熟，
它们往往在集体维权中缺位，这意味着抗争者对问题的认知过程不同
于西方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现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抗争者往往使
用讽刺、转喻、模棱两可的话语来呈现抗争框架（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 ， ２００２ ）。有
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集体维权的特点来分析行动者对社
会问题的认知。
首先，中国的抗争者 提 出框 架时 不仅 要考虑 框架 对 公 众 的 吸 引
力和动员力，还要考虑政府的接受度，不断在抗争诉求和政府容忍度
之间取得平衡，以维持抗争行动本身的合法性。在此情景中，抗争框
架究竟符合还是超越国家赋权限度是一个重要的分析面向。在某种
程度上，该面向与学界 关 于 规 则意识 和权 利意 识的争 辩有密 切的 联
系。裴宜理（ 犘犲狉狉 狔２００９ ）认为，中国的抗争主要体现了规则意识，抗
，
争者使用官方话语符 号 来构 建自 身 的抗 争诉 求，并 没 有挑战 既有规
则的合法性；李连 江（ 犔犻 ， ２０１０ ）则 认为，尽 管规 则意识 在 当 前 的 抗 争
中占主要地位，但规则意识鼓励人们去挑战地方权威，削弱人们对政
府官员的信任，从而 促 进 权利 意识 的生成。抗 争者不仅保护 自己在
现有规则限度内的权 利 不受 侵害，同时也 致力 于参与规则制 定来争
取超越国家赋予的 权 利。总 之，对中 国抗 争行动 的框 架分析 需 要考
虑框架和国家赋权限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源自于现有规则和官方
话语的框架称为反应 性 框架，将 主张 超越 和改变 现有 规则的 框 架称
为进取性框架。
其次，虽然中国的大部分集体抗争源于经济利益，但基于经济利益
的维权行 动 是 否 会 外 溢 到 政 治 领 域 是 一 个 值 得 关 注 的 议 题 （李 骏，
２００９ ： ５７－８２ ）。若外溢效应存在，那么尽管抗争者开始关注具体的物
质利益，但随着抗争者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以及抗争者对争议议题的
认识的加深，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抗争目标会与其他抗争目标相连结，
从而扩展和延伸抗争的内涵。就业主抗争而言，若业主在维护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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