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16年第2期

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

满意度的根源（徐道稳， ２０１０ ）。这种体制服务于对劳工的压榨与控制，
造成了工人的异化与集体性心理创伤（郭于华、黄斌欢， ２０１４ ）。
将“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与布洛维的理论相比较，我们发现，尽管
布洛维更强调劳工宿舍作为暂时安置移民工人的手段具有降低生产成
本的经济意涵，而“宿舍劳动体制”概念是突出宿舍方便管理权力规训
工人的空间政治功能，但两者都在勾勒一种“压制型”的宿舍和为资本
服务的宿舍。但从这个思路向下推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资本逐利
的本质不会改变，企业控制工人的冲动一直存在，那么所有资本主义生
产条件下的劳工宿舍应该趋向于同一种模式———也即前文所说的压制
型的宿舍，它条件恶劣，监管严密，仅作为一个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空
间，一切都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最多只随劳工力量的消长有一些压
制程度上的波动。的确，在中国经验中，这种压制型的宿舍屡见不鲜，
从夏衍笔下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上海包身工到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业
区，不同时期的中国劳工都寄身在这种模式的宿舍之中。 ２ 当我们对中
国早期工业史进行更为仔细的梳理时却发现，有些劳工宿舍的面貌与
这种压制型宿舍相比有极大的差异，难以纳入同一种模式。笔者在对
民国时期天津和重庆一些模范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其宿舍设施之良善，
管理之人性，显然不同于“宿舍劳动体制”概念所指的单纯为资本安置
和规训劳动力的宿舍；同时，这些劳工宿舍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
它作为由农村进城做工的第一代工人所处的生活空间，既是劳动力再
生产的空间，也是再社会化的场所，担负着工业教育和公民道德培育的
任务，指向教化现代社会文明“新人”的目标。或许是因为中国早期工
业化经验本身未得到充分的挖掘，民国时期劳工宿舍的多样性以前并
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本文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
劳工宿舍状况的梳理，特别是对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的考察，探求这样的
宿舍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进而为探索新时期的劳工居住空间建
设提供借鉴。
下文的分析讨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对以前民国时期劳工

２． 包身工制度是一种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特殊的劳动人事包办制度，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前常
见于上海纱厂，尤其是日商纱厂。工人在包身契约规定期间由工头供给恶劣的膳宿，其住处
被称为“养成工工房”，工人不得自由出入（孙宝山， １９３２ ）。养成工工房并非由企业直接提供，
但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压制型”劳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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