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6年第2期

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律秩序

告”（长孙无忌， １９８３ ： ４３２ ）。此外，继母杀被出之亲母，亦允许子女上
告，也是由于“子之于母，孝爱情深，顾复之思，终无绝道”（长孙无忌，
１９８３ ： ４３２ ）。唐律的规定可谓集魏晋丧服学之大成，母子关系牢不可破
的观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在唐代官方修订编纂的五经正
义中，杜预的《左传》注获得了正统地位，而兼采公羊之义对《左传》进行
诠释的服虔注逐渐式微。

四、余论

汉唐之际围绕母杀父案的经典之争充分显示了经学对家庭伦理、
社会结构以及法律秩序的浸润。经学的灵魂在于注疏，儒臣们以不同
的注疏学传统来支撑自己的政见，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与
法律秩序的构建。从这个角度讲，经典的诠释与应用要比经典本身更
加重要。母杀父案的主要经典依据是《丧服》，而丧服制度作为身份界
定的标尺，并非静止或完全固定的，它在注疏学的传统中不断演变，日
益丰富。魏晋丧服学家通过对“继母如母”的经义进行精细化解读，得
出继母会因失去配父之义而丧失母名，但亲生母子的恩义无可断绝的
重要结论，为法律推理和立法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窦瑗曾痛斥不告发母亲杀父罪行的子女是“知母而不知父”。“不
知有父”常被当作母系社会存在的证据，但吴飞（ ２０１４犪 ）认为，这更可能
只是父权制下的学者对于蛮荒时代的一种想象。窦瑗此处的语境恰好
证明了这一点。他称“尊母抑父”之人为“野人”“禽兽”，坚持“为父绝
母”才是一个“文明人”所应有的行径，认为父亲位阶高于母亲是建立以
父系为主轴的金字塔结构的家庭秩序的必然要求，父权伦理也因此被
建构为精神成长与文明成熟的标志（吴飞， ２０１４犫 ）。
“ 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这是瞿同祖（ ２００３ ： １ ）在其名作《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中的开篇首句。他从丧服体制出发对只从父亲方面计算
亲属关系的家族范围予以考察，并论证了父系家长统率整个亲属团体
的至高权力。而将这种尊卑、亲疏有别的家族身份纳入法典的过程就
是著名的“法律儒家化”命题（瞿同祖， ２００３ ： １－２８ ， ３５３－３５６ ）。台湾学
者李贞德（ ２００８ ： ２６ ）则在《公主之死》一书中以女性视角观察“法律儒家
化”，并将“儒家化”与“父权化”等同起来：“传统政府正是以规范女性来
检验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进度。”她亦以出嫁女性的夫家认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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