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6年第1期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是下层），并在乡村社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子女
的发展提供机会。比如，为了让子女安心在外务工而承担所有农业生
产的劳动，并为孙辈提供全面的抚养；为了降低子女的经济负担，而自
行养老，等等。
如果借由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软预算约束”的分析可以
发现，“恩往下流”背后正体现代际之间责任的“软约束化”。对代际间
的“抚养—赡养”而言，其责任关系的维系并不只是个体性的，同时也是
群体性的，即，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是否抚养子女以及子女是否赡养父
母，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两代人自身所决定，它受到广大的结构
性力量的支配与约束，如社区情理（杨善华、吴愈晓， ２００３ ；狄金华、钟涨
宝， ２０１３ ）等，违背这一结构性力量的规训则可能被认为“子女不像子
女，父母不像父母”。因此，代际之间的互惠事实上存在刚性约束。但
在现实的养老实践中，年老的父母总是自觉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同时对
子女表现出极大的宽容。这种代际责任软约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父母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福利要求。“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
尽量减轻子女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
径，尽量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生存需求，达到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目
的”（杨善华、贺常梅， ２００４ ： １－１２ ）。第二，成年子女不断推进对年老父
母的“代际剥削”。已经成年的子女试图通过提前分家、提高婚嫁的标
准等方式进行“啃老”。第三，社区情理对代际责任的履行不再具有强
约束力。社区情理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
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杨
善华、沈崇麟， ２００２ ： ２４２－２４３ ）。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能够在日常生活
被成员实践与遵从，关键是看其外在约束机制，即是否存在维持规范实
践的社会基础，并对违反这一规范成员进行惩罚。社区情理之所以能
够对身处其中的社区成员行为具有约束力，关键是由社区的性质决定
的，即农村社区具有“不流动社会”的特性，而“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
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注的
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
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３５７ ）。正是
由于代际责任的软约束使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呈现“养老不足、爱小有
余”的下位型特征，因此，中国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虽然不同于费孝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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