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6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的夫妇对亲代进行“代际剥削”，却拒绝承担赡养义务，于是有研究惊呼
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申端锋， ２００７犪 ， ２００７犫 ）。基于对农民代
际交换失衡的分析，阎云翔（ ２００６ ： １８９ ）将导致农村老年人赡养资源供
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传统养老机制的关键———孝道———发生了
衰落”，并宣称“无公德的个人”正在兴起。这种观点似乎成为家庭现代
化理论在中国的脚注。半个多世纪以前，古德（ 犌狅狅犱犲 ， １９６３ ）曾预言，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随之弱化，传统
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加松散；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必将导致代际（尤其
是亲子）间的凝聚力被削弱。
然而，当部分研究勾画出中国农村伦理沦丧和“无公德个人兴起”
的图景时，另一些看似相悖的现象也不时被描绘出来。研究发现，尽管
按传统孝道来衡量，有些子女确实是“逃卸”了赡养义务，但被“剥削”的
家长却常常会对子女的这种行为 “免责”（杨善华、贺常梅， ２００４ ），而不
是“谴责”，可以说，“逆反哺模式”至少部分是由老年父母促成的，或者
说是得到他们的默许；另一方面，“逃卸”赡养义务的子女并没有因此过
上舒心的日子，而是常常倍感生活压力大，这种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
于他们对自己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付出。
因此，对于“对父母赡养资源供给不足”的现象，尚需更为细致的分
析，并不能简单地据此认定，由于“无公德的个人”兴起，中国就出现了养
老问题中的“伦理沦丧”。我们需要辨析至少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无公
德”和“伦理沦丧”的界定问题。如果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资源
提供不足的问题来看，这种说法也许成立，但如果将成年子女对其下一
代的扶持纳入分析范围的话，说他们无公德或者伦理沦丧似乎有点过于
偏颇。更准确的说法是，传统的养老伦理或孝道也许已开始衰落，但这
些未提供足够养老资源的个体并非是由于伦理和公德丧失才如此行事，
或许他们仅仅是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给了自己的下一代。他们并非
“无公德”，只是更在意下一代；这是另一种利他行为，而不是无公德的自
私行为；这不是没有公德，而是崇尚另一种公德。第二，“无公德”和“伦
理沦丧”的动因问题。需要探讨孝道衰落或者伦理沦丧是不是现代化的
产物。
本文试图回应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将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分析
置于三代而不是两代之中；其次，我们探究伦理沦丧与现代化要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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