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15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６

供了深入讨论通过法治轨道解决纠纷与其它渠道解决纠纷之异同的
可能。
对于维权者来说，选 择 不同 的维 权形 式的一 个首 要 因 素 在 于 政
治机会结构不同。很 多 经典 理论 表明，政 治机 会结构 是决定 维权群
，
体组织动员的 重 要 结 构 性 条 件（ 犈犻狊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７３ ； 犜犻犾犾 狔１９７８ ； 犕犮犃犱犪犿 ，
１９８２ ； 犕犲 狔 犲狉 ， ２００４ ；等等）。正如施芸卿（ ２００７ ）发现的那样， 犅 市存在
多层政府机关，让拆迁户从中可 以发 现各 种机会。在 犅 市这 样的多
层级的政 府 结 构 下，社 会 组 织 发 展 的 机 遇 也 比 较 多 （管 兵， ２０１３犪 ）。
城市地区，尤其是在 犅 市，多级政府共处一地，从最基层政府，到最高
级别政府以及 各 种 不 同 类 别 的 权 力 机 关，存 在 着 多 重 机 会 和 空 隙。
一方面，维权者能够比 较 方 便 地在不 同级 别政 府和不 同职能 部门 间
提起诉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处于该地的上级政府的权力
约束，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轻缓，必须要能够恰当地
处理公众的利益诉 求。这 为 各种 形式 的维 权行动 都提 供了可能 性。
而对于以依法抗争为主的农村地区来说，跨越村、乡、县、市、省、中央
各层级中的每一级都是一个挑战，制度内的维权成本相对更高，并且
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相 对更 为严重，“闹”可以破解 信息不
对称问题，制度外的 抗 争 就更 为普 遍地为 维权 者使用。正是 这一核
心差别带来下文另外两个不同的机会结构。
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可以进入的大众传播途
径。互联网和互联网用户主要还是在城市地区，农民能够利用互联网
的相对较少，尤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又是农民抗争
的多发地，参见周飞舟， ２００６ ；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 ８ 大众媒体，尤其
是报道相对自由的市场化媒体，受众毫无例外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维权很难引起第三方的关注，把自己具体的
冤情转化成公众议题。同时，在大众传播渠道稀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
可以回避外来的压力，可以“捂”住不稳定因素，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
避免更上级政府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政
府有宽阔的空间进行“合谋行为”（周雪光， ２００８ ）。并且，由于抗争行为

８． 广东乌坎村是一个例外，这跟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和海外关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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