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7 - 《社会》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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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径的稀缺，地方政府盛行合谋行为，他们基本上垄断了对维权者或
者抗争者组织和行动性质的定义权。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走向法庭的维权行动依据法律和制度
体系，从具体案例出发，能够引申出普遍的权利，进而影响制度的制定
和执行，既能够赋权维权群体，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鲜明的现代
意义。走向街头的抗争运动，更多是就事论事地提出诉求，虽然能够引
发直接的回应，但很少能够伴随普遍性的变化，也难以直接影响到制度
本身，较少有一般性权利的维护。在很多案例中，这些抗争行动试图引
起领导个人的重视、寻找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实际上强化了人治的传
统因素。
在伴随一系列区别的情况下，身处 犅 市这样存在着多级政府、媒体
发达、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大都市，业主群体能够通过制度内的
维权，逐步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维护个体和群体的普遍
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抗侵犯他们权利的利益集团。而在依法抗
争或者“以法抗争”模式下的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他们不
具有 犅 市的业主那样相对宽松的政治机会结构，激活制度的机会不多，
利用法律的成本相对高昂，就事论事的抗争使他们具有与利益集团谈判
的筹码，但也会使他们陷入种种困境，从而这样的抗争反而会成为走向
法治的障碍。作者在不同地方进行的若干访谈中发现，有地方干部已经
开始理直气壮地要求抗争农民通过法律和法院途径解决问题，而农民则
因为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法律而不愿意采取制度内的维权方式。制度内
的逻辑和制度外的机会，束缚了一些群体走向法庭，只能走上街头。
华梦园和 犚 先生的制度内法律维权行动因为破除了依法或以法
抗争的多重悖论，再加上农村抗争者和都市维权者身处政治机会结构、
媒体背景等的不同，使他们能够建立起维权的法律动员支持结构，使他
，
们更多地选择了这一方式去维护权益（ 犈 狆狆１９９８ ： １８ ）。为什么法治轨
道可以有效地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有着
比较宽松的政治机会结构的背景下，由于维权群体自觉或者被迫使用
法律手段处理问题，他们成功地化解了风险、组织等难题，自己的集体
维权行动得以发展出可持续的支持结构，并且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形
成公共舆论，这最终有利于他们更能持续地去维护权利和影响法规，从
而使这一轨道得到更有效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犚 先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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