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6 - 《社会》2015年第6期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的敏感性，媒体也很难公开地报道这些信息。这样一来，抗争者的政治
机会结构就破解了。而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华梦园和 犚 先生等业主群
体的活动，可以频繁地出现在 犅 市的各种媒体中，他们的活动和维权
事件、诉讼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互联网论
坛和其它的互联网交流方式。
从这两个区别相应地可以推导出第三个不同，就是中央政府的政
策法规在城市和农村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农村的维权者并没有太多的
资源使他们能够“消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城市维权者在这方面
则稍具优势。在当前法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打官司并不仅仅是法律
的事情。法律嵌入在政治制度中（ 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 ， ２００７ ），也嵌入在社会环
境中。弱势群体针对当权者的官司，不可避免要牵涉到政治因素和社
会因素。维权者如果不能够动员法律和法院之外的力量，去与当权者
进行力量的博弈，缺乏独立性的法律和法院会受到多种不利于弱势维
权者的因素的影响。在缺乏有效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大众传播途径的农
村地区，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能赋予维权者多大的力量，这一点非常
值得讨论。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受到
个体或群体的种种社会背景的现实制约（ 犅犾犪犮犽 ， １９７３ ； 犌犪犾犪狀狋犲狉 ， １９７４ ；
犔犲犿 狆 犲狉狋 ， １９７６ ； 犘犾犲犪狊犲狀犮犲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３ ； 犛犪狀犱犲犳狌狉 ， ２００８ ）。由于以上三
点机会结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机会结构比较宽松和多元的大城市地
区提供了抗争方式创新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抗争形式库（魏伟， ２０１４ ；
黄荣贵、桂勇， ２０１０ ）。
第四，正是因为以上三点的区别，组织化程度、行动对抗性及其风
险在城市和农村存在不同的定义方式。访民周克旺因为并没有什么实
质意义的所谓“移民监视协会”就被地方政府和法院判入狱 ３ 年（应星，
２００７ ）。而本文中的业主建立了实体性的组织，动员参与者和资源，与
政府谈判或者参与立法这样的政治活动，组织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在
政治机会结构相对开放和相互制约的城市地区，组织和抗争行动的定
性权（是否违法及政治敏感性）并不能完全被垄断在维权群体所要与之
抗争的对象手中。维权群体通过运作求助对象，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制
造公共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定义自己组织和行动性质的能力。比如，
业主和都市化媒体就把维权行为定义为理性市民维护法定权利的行
为。而在农村地区，相对封闭和缺乏制约的政治机会结构，加上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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