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15年第6期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第三，组织困境。制造不稳定因素意味着行动是敏感的，这既限
制了抗争者制造不稳 定 行动 的动 机，也限 制了 抗争者可持续 抗争的
能力。集体行动需要 组 织和 动员，但集体 行动 制造的不稳定 又限制
了它们的组织和动 员。在 中 国，集体 行动 的发动 者和 参与者 都 面临
着风 险。 许 多 研 究 都 发 现 一 些 群 体 性 案 例 都 是 自 发 性 的 （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犔ü ， ２００３ ： １４６－１４７ ；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还有学者发现
领导者和他们的 社 会 关 系 在 抗 争 过 程 中 至 关 重 要（ 犆犪犻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犔ü ， ２００３ ： １４７－１５７ ；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集体行 动

需要组织和动员。鲜明的自发性特征就限制了集体行动的影响力和
持续能 力（吴 长 青， ２０１３ ）。于 建 嵘（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提 出 的“以 法 抗 争”
的模式中，发现农村抗争中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他们
之间有分工，有决策和 激 励 约 束 机制，具备 一定程 度上 的组织能 力，
但他们承担着非常 大 的 风 险后果。另 外的 研究也 发现，抗争 者建立
维权组织是敏感而危险的（应星， ２００７ ）。
第四，制度困境。依法抗争针对的是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而当政策
或者法律对抗争者不利的情况下，抗争者就失去了抗争的合理性。依
法抗争者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中央的经都是好的”，但好经被地方
官念歪了。抗争者利用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和官方认可的原则去向那些
不符合要求的或者没有履行特定准则的干部施加压力。抗争者认为

“乡村干部是坏人，省市干部是好人，中央干部是亲人（吴毅， ２００７ ）。”所
以在根本上，抗争者不谋求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对于许多地方
政府和地方官来说，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
精神、法规、文件等的激励而产生的（周黎安， ２０１４ ；周飞舟， ２００６ ）。很
多 群 体 的 权 利 受 损 现 象 就 是 由 于 不 正 当 的 旧 有 法 律 和 政 策 导 致 的
（管兵、岳经纶， ２０１４ ）。如果“中央的经”存在问题，依法抗争的基本前
提就失去了。
由此可见，依法抗争存在着诸多困境，这实际上给抗争者提出了无
法克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内的维权便成为另一种选项。实

际上，基于抗争问题的研究也发现，抗争者会认真学习相关法律和政策
（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应星在研究大河村民上访的时候，发现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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