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15年第6期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的公众抗争有三个表现：（ １ ）在政府许可渠道的边缘进行活动；（ ２ ）利用
更有权力的机构的话语和承诺去制约政治和经济权力；（ ３ ）利用权力部
门之间的分歧进行活动。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是上访，
把地方问题诉诸上级部门，希望上级政府干涉，以此对地方政府和干部
的做法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用中央政府的话语、价值观、法规、政策、
文件等来制约地方政府也是通行的手段。
具体言之，依法抗争和其它类别的抗争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此类抗争行为利用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机会结构，即中央集权

的官僚体系给维权者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政治
结构 的 条 块 分 割 特 点 对 政 策 制 定 和 执 行 的 影 响 （ 犔犻犲犫犲狉狋狉犪犾犪狀犱
，
犗犽狊犲狀犫犲狉 犵 １９８８ ； 犔犻犲犫犲狉狋狉犪犾 ， １９９２ ）。此处所指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上级政府而言，（ １ ）要求下级政府不
要惹麻烦，稳定压倒一切，从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开始，政府就发布了一系列
文件要求地方政府要为地方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负责，在 ２０００ 年中央发
出了《关于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实施领导责任查
究通知》，要求地方领导对地方稳定负责（于滨， ２００１ ）；（ ２ ）地方政府要
贯彻上级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体现在话语、文件、政策和法规中。
从这方面看，地方政府和干部因为担心抗争会造成大麻烦而会对抗争
者做出让步（ 犆犪犻 ， ２００２ ； 犛犺犻犪狀犱犆犪犻 ， ２００６ ）。

就块方面的部门间关系而言，不同部门之间因为职责和功能不同，
肩负不同的使命，对抗争者也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从上海的
一个小区维权案例来看，市规划局和园林局就对区政府的土地使用政
策存在不同 看 法，维 权 的 业 主 就 利 用 了 这 种 间 隙 进 行 维 权 （ 犛犺犻犪狀犱
犆犪犻 ， ２００６ ）；还有，在怒江反建大坝环保运动中， 犖犌犗 组织就利用了国
家环保总局和云南省地方政府、电力部门之间的不同看法进行维权运
作（ 犛狌狀犪狀犱犣犺犪狅 ， ２００８ ； 犕犲狉狋犺犪 ， ２００８ ）。
第二，依法抗争要制造“不稳定因素”，只有通过这一点，中国特色
的政治机会结构才能具体地发挥作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

闹不解决”的民间概括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蔡永顺（ 犆犪犻 ， ２００８犪 ）认
为可以对通过两个维度来测量“闹”：一个是集体行为参与者的数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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