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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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行动的强度。固然，参与者数量越大，行动强度越激烈，越有可能
获得政府对于冤情的关注和得到更快的解决；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对
地方稳定更具破坏力，参与者和领导者遭到惩罚的可能性也越大（ 犆犪犻 ，
２００８犪 ， ２００８犫 ）。
第三，依法抗争的目的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等，即在于政
策和法律的执行。依法抗争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法律、文
件、精神、口号等都是好的，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官偏离了中央政府的要
求，导致抗争者利益受损，他们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或者地

方官员更好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等。当然，频繁发生的抗争
有可能带来制度上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农业税的取消，但这并不是农业
税抗争的初衷（ 犆犪犻 ， ２０１０ ： 犮犺犪 狆 狋犲狉１ ）。依法抗争更关注抗争对于政策
执行影响的效果（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 犮犺犪 狆 狋犲狉５ ）。
然而，依法抗争存在着机会、风险、组织和制度上的困境。
第一，机会困境。抗争者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稀缺的，政府间
的共同利益或者“共谋”则是常态（周雪光， ２００８ ）。蔡永顺（ 犆犪犻 ， ２０１０ ：
犮犺犪 狆 狋犲狉１ ）认为，如果把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则它们在政策
取向上存在差异，中央政府会更为关注合法性问题，而地方政府更过关
注政绩。然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合法性上的对立和冲突
的情况非常少见，并且，为避免中央政府以及其它上级政府的干涉，地

方上不同级别和部门的政府部门会采取共谋行为来隐藏事实、欺骗更
上级的政府部门，保障地方利益（周雪光， ２００８ ）。
第二，风险困境。抗争者要把事情闹得多大才有效并且安全？就
该问题而言，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和组织者，面临的风险
是巨大的。依法抗争行为大多在法定渠道的边缘进行活动，这反映出
采用这种抗争方式的人群对抗争形式的选择策略（管兵， ２０１３犫 ）。一方
面可能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另一方面，小闹是安
全的，大闹是危险的，不闹则日子过不下去。大河移民长期进行集体上
访的活跃人士中，不少人就在政府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被捕入监（应星，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参与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时刻在体验着这一困境：既要达
到效果，又要规避风险（覃琮，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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