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社会》2015年第6期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依靠社会力量，最重要的是依靠作为生活主体的
人，尤其是依靠医疗康复服务的利用者的力量去限制医疗化带来的消
极后果。然而，伴随着现代医疗社会的飞速发展，实际上减缓医疗渗透
的手段和策略的效果都是极其有限的。在这一背景之下，如果健康者
和不健康者的数量出现逆转将发生怎样的后果？其实并不一定非得等

到病人为多数的社会到来，在人口中的病人或残障者达到 ２５％－３０％
时，利 用 者 将 不 再 是 纯 粹 的 少 数 派，而 会 成 为 “不 可 忽 视 的 少 数 派”
（ 犣狅犾犪 ， １９８８犪 ）。此时，力量均衡就会被打破，相比关注个体适应，人们
更会重视运用社会政策去消除社会性的障碍壁垒。这正是左拉所期待
实现的。
总之，左拉的障碍普同模式打破了仅有少数人才拥有障碍经验的
固定观念，在障碍诠释理论和政治策略方面均有突破。如果从为残障
者争取公民基本权益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其普同模式恰恰强调的是在
直接面对“民情变动”的层面试图延展公民权益的范围，使得原本被无
视、被排斥的群体能够将其生活领域的需求彰显出来，建立与其他群体
的联合阵营，争取制度的变革，从而获得平等、公正的对待。

五、讨论与结论

通过探讨障碍研究的历史进程，本文集中考察了欧美残障者的制
度与生活变迁，旨在反思面向残障者的社会福利援助和“医疗模式”所
带来的局限性，并试图结合社会模式对医疗模式的批判，理解障碍的
“普同模式”，追寻解决障碍问题的社会行动理念和策略。在这一进程
中，障碍研究通过对残障之成见的批判，试图确立起一种有关残障的全
新认识。这一演进过程无疑为中国的障碍理解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提供
了可参照的理念和经验。
一方面，随着中国残障者群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如何满足残障者的
生活需求无疑将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较高的大城市，一股助残服务项目的社会化运作潮流正在兴起，所谓更
加“专业化”的援助服务已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作为被服务对象的残
障者们不是在接受身心机能恢复的训练，就是在进行职业康复，其余时
间还要接受来自多方的恩惠式 “关爱”。在这一现状中，多数残障者难
免陷入自我欺瞒之中，难以发现真正的自我，更难道出“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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