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社会》2015年第6期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统观念之际，近代中国也出现了以“仁”作为普遍情感和价值核心，试图
消除等级差序，再造社会秩序的思想，随后融入成为促进社会变迁和转
型的重要基因（渠敬东， ２０１５ ）。这表明，中国并非缺乏试图建立普同主
义的思想土壤，对于障碍问题而言，同样具备寻求普遍情感、重建人观
的社会思想基础。
在实践层面，从制度与生活间的互动角度（肖瑛， ２０１４ ），一方面，残
障者作为生活主体，是否有合理合法的途径，能够充分暴露其特殊需求
与相关制度之间所存在的种种龃龉之处，是获得制度改进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从制度出发，正式制度的代理人是否对残障者的生活需求及
与之相关的“民情”有所体察，也可为变革存留余地。残障者社会运动
的经验进一步启示，在相关制度与生活主体的权益保障发生冲突之时，
社会工作等原本执行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专业服务的主体，也需及时应
对，发挥其交涉、谈判等中介作用。当然，真正能够发挥这一中介作用
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不仅仅取决于社会工作既需要坚守案主为本、
需求导向的服务原则，更需要超越可能存在的制度性依附、甚至隶属关
系，使中介者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身份。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联合国
颁布的《障碍者权利公约》生效，残障者的权利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
日渐明确起来（王国羽， ２００９ ）。上述公约为正式制度和生活领域之间
如何达成一定的契合度提供了共通性的规则，以健全者为中心所形成
的原有残障制度将接受全面的检验。
当然，合理的制度建设必然追求体系化、高效化。在市场经济的机
制中，这经常成为否决对残障者投入高成本的无障碍设施改造的理由。
不过，自发的社会秩序正在弥补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弊端，这也常是社会
学被认为优于经济学的本领，因为这触及了人类行为动机最根本的层
面———尤其是其合作机制中的“互惠利他原则”早已被编入人类控制社
会行为的基因之中（福山， ２０１５ ： １５０ ， １７４－１７６ ）。障碍的普同模式恰恰
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任何对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化改造，在持续改善
残障者社会生活的同时，正在重塑着整个社会生活系统。今天，为残障
者创造便利生活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并非仅仅惠及残障者，也等同于为
众多的长者、儿童提供了安全与便利，在总体上为所有人提供着更为人
性化的、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从普同模式的视角出发，人人都偶尔类
似残障者，时而遭遇社会性障碍，会有各自的障碍体验。若残障者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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