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因为，如我将在本文提醒和显示的，它不仅为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设定
了发展轨道，而且扭曲了社会学的视野并且窄化了值得学界关注的社
会景观（ 狊狅犮犻犪犾犾犪狀犱狊犮犪 狆 犲 ）。它将特定而非其他著作奉为经典，这种情
况即使对出自同一位作者的著作也概莫能外。例如，在实证主义的涂
尔干与晚期注重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研究的涂尔干的对立中，突出前者
的实证主义技术，而牺牲后者的阐释能力。
话语和感觉这两个构型成为两个领域（ 狊 狆 犺犲狉犲狊 ），它们通常被视为在
认知上分离，在基础上不同，在本质上对立，因此在实践中是分离和不等
，
的属地（ 犱狅犿犪犻狀狊 ）。尽管有关于“知觉和语言的复杂镜像”（ 犑犪 狔 １９９４ ： １ ；
另见 犔犪犽狅犳犳犪狀犱犑狅犺狀狊狅狀 ， ２００３ ）的证据，但是将二者混淆的态势直至当下
仍占据主流。在最好的情况下，感官构型的地位也是模糊不清的。正如
，
马丁·杰伊（ 犑犪 狔 １９９４ ： １ ）关于感知的不稳定状态的反思所言，“基于时
代精神和我们的个人观点，视觉性要么被视为我们认识实在的障碍，要
么只是辅助工具”。部分更自觉地在理论上包含视觉性和感官性的研
究，只是最近才传播得稍广一些。因为受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现
代社会科学一直倾向于维持在认识论上相当严苛的理性与感觉（ 狉犲犪狊狅狀 ／
狊犲狀狊犲狊 ）的二元论。以理性主义为主的西方现代性将上述二元划分制度
化。这意味着上述二元划分的一边被视为“神圣的”，而另一边则被视为
“世俗的”，或者至少是一边被视为“幻象”，另一边则被视为“真理”。
这个理智文化的符号力量造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平衡结构，由
此，“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普遍的”、“真实的”以及“理想的”
这些能指在理智实践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后依次在言语上缠绕在
一起，也即与“神圣”的科学语词和文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情感
的”、“印象主义的”、“主观的”、“个别的”、“想象的”、“视觉的”、“美学
的”、“戏剧的”这些能指与知觉和感性以及其他一切不确定性联系在一
起。我们可能视前者为柏拉图或者阿波罗式构型，对后者则如尼采那
般，戏称为狄俄尼索斯式。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西
方哲学形成如此显明的对照，可以被视为关于这一主题的另一种现代
转向。二元论的知识修辞可以一路追溯自古代的大师到十九、二十世
纪的哲学家，因此可以为我们提供显著的例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
成了人文学术领域的主要争论，因此，图像、感知以及物质性成为了理
性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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