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观点 的 学 者 认 同 中 国 是 一 种 国 家 法 团 主 义 （ 犝狀 犵 犲狉犪狀犱犆犺犲狀 ， １９９５ ：
１０５ ；顾昕、王旭， ２００５ ）。其他学者则看到法团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提
出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中国典型特征的合作主义（马秋莎， ２００７ ）；
强调利益合作观念的新法团主义（ 犇犻狋狋犿犲狉 ， １９９５ ）；“利益契合”的法团
主义（江华等， ２０１１ ）；依附—法团主义（ 犘犲犪狉狊狅狀 ， １９９７ ）等等。 ４
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都曾经乐观地预测了行业协会的稳步发
展。公民社会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社团和协会将会出现更多公
民社会的元素，自下而上的协会的自主性和成员认同会进一步增加，随
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协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在法团主义
的逻辑和分类控制理论下（康晓光、韩恒， ２００５ ；王信贤， ２００６ ），出于对
游离于传统体制外的企业控制的需要和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行业协
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社会组织。因此，在这两种理论的逻辑下，随着国
家的支持、协会自主性和成员认同感的增加，这两种模式可能进一步发
展并且达到某种程度融合的可能：草根型协会为国家所接纳，国家法团
主义走向更自主的社会法团主义（ 犝狀 犵 犲狉犪狀犱犆犺犲狀 ， １９９５ ）。
但实践却并未如理论的预测那样发展，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
了 ３０ 多年，行业协会却仍长期只是低活跃度地、形式地运作。怀特在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曾质疑蓬勃的社会组织运动是否能使中国导向公民社
会，因为新出现的社会组织并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及像西方国家的
利益集团那样运作的社会环境（ 犠犺犻狋犲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６ ）， ２０ 年过去了，怀特
的疑问依然存在。在公民社会解释下的自下而上的协会，既没有获得
更多的自主性，也没有获得其成员的认可而成为代表他们利益的自治
组织，形成与国家制衡的自治领域。法团主义的支持者安戈（ Ｕｎ ｇ ｅｒ ，
２００８ ）对商业协会的新研究也发现，“由于政府掌控各种变化而将政策

４．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国家对不同类型社团在政策上的差别。这一观点与法团主义的观点
类似，强调国家在社团发展的主导作用。康晓光、韩恒（ ２００５ ）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
的实际控制，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
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分类控制体系是一种
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王信贤根据社会组织对政权潜在的威胁程度和协助政
府进行社会服务的程度这两个维度，将社会组织简化为四类：高风险高收益，如工会；高风险
低收益，如异议团体；低风险高收益，如行业协会、商会等；低风险低收益，如草根 犖犌犗 、兴趣
组织，在这四类组织中，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多依附于政府部门，而且与政府
当局的利益一致，因此政府的策略是鼓励发展和介入管理（王信贤， ２００６ ： 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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