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我们使用定 序 犔狅 犵 犻狋 模 型
（见表 ９ ）估计了组织转型对学生自主创业态度的影响。
从表 ９ 的模型（ ３ ）可知，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更高的教育质量
与更积极的自主创业态度相关。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选择自主
创业的态度就越消极，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使人更加风险规避？这是一
个有意思的问题。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对自主创业态度并没有显著的影
响；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和男生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而独生子
女和党员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三）教育质量对学生基层就业态度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于“精英循环体制”的假设，我们认为，来自优势
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更不倾向于基层就业（村官、支教、西部志愿服务
等）。这同样是一个“从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
表 ９ 的模型（ ４ ）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
经济指数、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了学生基层就业的可能，这也暗示着来
自更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极的基层就业态度；党员和学生干部
具有积极的态度；教育质量越高，学生越具有积极的基层就业态度。
受数据的局限，本文还有一些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的地方。
首先，这不是事前（高考前）的随机抽样数据，而是我们根据已经形
成的学生分层分布进行的反事实推断，可能会带来结果的有偏估计，比
如，可能会高估来自农村地区学生的社会阶层流动。在本研究中，我们
只使用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而没有纳入高职和高专的数据，毕
竟如今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依靠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来完成。如
果只看到精英学校对学生社会分层有显著影响，并据此推断整个高等
教育系统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可能会过高估计其作用。由于数据调查
时间的限制，缺少完整和确切的毕业生数据，如果采用毕业生调查数
据，可能会更好地描述就业分层的状况。
此外，我们使用“教育质量”变量是学生的主观评分，可能会出现内
生性问题，但可以使用外生的政策变动等变量进行修正。只有一个时
点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刻画 １９９９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
层的动态关系，尽管我们努力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说明这一阶段的扩
招很有可能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
同样的，我们还缺少学校层面的组织转型数据，如学校升格、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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