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阶层来说属于低收入阶层，但过于强调“工农子女”概念，容易使人们忽
略中国社会分层最重要的因素———城乡身份的分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前，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大量出现，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都属
于单位制成员，享 受 单 位 制中 程度 不 同 的 福 利 （路 风， １９８９ ；华 尔 德，
１９９６ ）。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水平，远非农民可比。李强
（ ２００５ ）提出中国实际存在着两个社会分层体系：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
和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
不交融。李强就此把中国社会结构称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构成
倒写的“丁”字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一竖的是
城市的社会阶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工农子女”这个
概念，只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注意到工人与农民并非处在同一个社
会阶层。因此，考察中国父母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应特别考察父母
的城乡身份差别。作者在文中虽然也涉及对城乡差异的研究，但实际
的着眼点却在家庭居住地的差别。就中国社会的公平性问题而言，研
究城乡居住地差别的重要性远不及研究城乡身份差别的重要性。
本文本着深入讨论的精神，对《无声的革命》一文提出了以上的商
榷意见。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否认中国在普及大众教育、实现教育
公平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和获得的诸多成就。与 １９４９ 年前相比，中国
的高等教育生源在多样化方面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在
追求教育平等上的努力和成绩，也要坦然面对和认真反思曾走过的弯
路；既要看到诸如重点中学这样的教育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也要充分估
计到这种历史合理性的逐渐丧失；既要看到在中国社会，教育与政治之
间密切相连的必然性，也要高度警惕教育被过度政治化的危险；既要看
到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上的意义，也要能自觉体察这种追求的限度。
尽管《无声的革命》的数据质量有缺陷，分析概念也有不够严谨之
处，但考虑到现有研究缺乏完备数据来分析较长时期精英大学生源变
化情况，其在收集和处理数量庞大的学籍卡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仍然值
得肯定。不过，在中国学界纷纷开始追逐“大数据”的时代里，史学研究
也开始呈现出计量化热潮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提醒自己如何更加冷
静地去面对数据。正如叶启政（ ２００３ ： ３５９ ）所指出的：“统计概念并不是
超越特定时空场域，而有着普遍、客观的有效性。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
背景的孕生品，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就沉重地负载着特定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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