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15年第2期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法弄清这些家长的真实身份。这些学籍卡上名为“干部”的学生家长，
可能是狭义上的党政干部，也可能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还可能是农
村的基层干部（如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等）。作者只是在苏州大学的学
籍卡中进一步区分了党政干部与企业管理人员，而对北京大学的样本
则很可能因为资料受限而未加以区分（第 １０９ 页），这就使其研究结论
打了折扣。即使不少学生在填写家长职业的同时也填写了工作单位，
但仍可能产生一些疑义。例如，如果学生把家长的单位只写成“ 犡犡 省
犡犡 县 犡犡 乡”，那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个家长是乡里的国家干部，还是
乡镇企业干部，或是身份实为农民的村庄基层干部。
其次，作者按照《国家职业大典》区分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这
种区分在分析上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诸多研究所表明的，中国社会
在社会分层上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中国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形
成的是一套以身份制为核心的分层制度，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
籍身份、城 市 内 部 的 干 部 和 工 人 身 份，以 及 城 市 单 位 的 所 有 制 身 份
（孙立平等， １９９４ ；李强， ２００８ ）。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社会身份基本归
属于干部、工人和农民三大身份。而改革开放后，尽管这种身份制的具
体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身份制本身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在人们
头脑中的烙印还很深。在身份制下，专业技术人员也被划归到干部队
伍中，即所谓“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相对）。因此，在当年由学生自
填而未获得指导及现今分析时又未作访谈的情况下，学籍卡上标出的
“干部”身份，既可能是党政干部或企业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专业技术人
员。 ３ 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干部”的指涉更是模糊不清的。正是这种缺
失，使得该文有关干部子女与技术人员子女的数据分析不够严谨。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者在文中较多使用了“工农子
女”这个概念。作者论证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弱，主
要基于有更多的学生来自工农子女的数据特征，比如，北大学生来源工
农子女的近 ３０％ ，苏州大学的工农子女高达 ４０％ （第 １１１ 页）。在他们
看来，工农子女针对其他阶层构成了非精英阶层，因而成为衡量中国是
否发生“无声的革命”的重要标尺。需要注意的是，工农虽然相对其他

３． 第一作者梁晨在访谈中声称他们计算出的干部比例已经包含了担任一定职务的知识分子
（郑清， ２０１２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那些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知识分子，也可能被孩子
在学籍卡上填上“干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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